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至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就在这年冬天，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
二车间有个女工，叫陈花娇，二十八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六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二十八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六岁的小女儿和六十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处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颁奖过后，当时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说。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那些掌声让我泪眼朦胧。我在他们的追问下，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那些人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二百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本书，把我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我陆续在《上海小说》、《知音》、《文友》、《上海故事》、《新民晚报》、《劳动报》等报刊上发表故事、小说等。成了真正的写手，时不时就有稿费单寄到厂里，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赵美萍，很聪明，又很能干。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砰砰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是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材，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