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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住院的三年时间里，我艰难而不屈地成长着。
在学校里，我是最受同学欺凌和冷落的一个，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坐一张课桌，最后和我分在一道的，是个不能控制自己大小便的傻子。
无论春夏秋冬，傻子总穿开裆裤，为的是可以随时“方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课间随心所欲地拉一泡屎，并且是坐在板凳上拉。我报告老师，老师便指派我将傻子的板凳拿到门口的小河里洗干净。我一言不发地照做不误，我整整帮傻子洗了一个学期的板凳，不但洗板凳，我还得给他擦屁股，那时候没有卫生纸，只能用小树枝、小篾片刮。给傻子刮一次屁股，我得至少寻觅七八根小树枝。后来学校让傻子退了学，我帮他洗板凳和擦屁股的任务才算结束。
小学时更深的一次屈辱记忆是被人逼债。债务是一分钱。债主是同班同村的女同学祁建梅，借钱是为了买一块橡皮。因为我还不起，一天中午，她带领几个同学把我拦在马路上不准回家吃饭，逼我叫她姑奶奶，这债就清了。
祁建梅和我一般大，精瘦的，又凶，姑奶奶我是绝不肯叫的。祁建梅就吊住我的书包，逼我叫。我委屈、惊吓不过，“哇”地一声号啕大哭。祁建梅怕了，立马和其他同学作鸟兽散，留下我瘫在阳光正午的泥土路上孤苦无助地放声大哭着。
后来是母亲闻讯赶来，将我拉回家。母亲得知原由后，沉着脸从裤腰处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纸币，拉着我到祁建梅家还了。回来的路上，妈妈警告我：你给我记住，以后不准向任何人借钱借东西！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直刻到现在，轻易不敢负债。
如果用植物来比喻那时的我，狗尾巴草应该是最恰当的——它在农村随处可见，人和动物都不喜欢它，但它总是倔强而卑微地生长着，任何雪雨风霜都不能使它彻底枯萎和灭绝。
在我上二年级时，母亲又患了一种容易昏厥的毛病，她有时正好好地吃着饭，会突然往后一倒，人事不醒，呼吸微弱。母亲第一次发作时我以为她不行了，和妹妹吓得哭叫不已。近邻们闻声而来，有的掐人中，有的往母亲嘴里灌水，母亲呛着了，便咳嗽着悠悠醒来。这一招我学会了，后来的若干年，我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抢救过母亲无数回。母亲对我感激不尽，总说她的命是我给的。
很多个夜晚，我守着昏昏然的母亲不敢入睡，怕她昏厥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永不醒来。我一边守着母亲一边就着煤油灯看课本，长夜漫漫，从小我就习惯了在黑夜中思索或阅读。那些课本也成了孤寂的寒夜中惟一让我感到温暖和不再害怕的精神抚慰。我总是等到母亲睡到发出均匀的鼾声才放心地睡觉。长此以往，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文我都超前读完了。当老师刚开始讲新课文时，我已会将新课文倒背如流，作业也做得整齐正确，老师很惊奇，视我为“神童”，并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但没人得知我的成绩包含有多少心酸。
在学校里，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和玩伴，惟有学业令我扬眉吐气。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父亲的遗传，我的聪慧全体现在了学习上。从一年级起，我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作文尤其优秀。深得老师们喜爱，纷纷预言我是上大学的料。三年级时，班主任要我跳级直接上五年级，母亲拿不定主意，去医院和父亲商量，结果父亲不同意，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一级一级地上。
转眼就是我三年级的暑假，我的心情无与伦比的欢欣，因为我这个暑假将要在父亲身边度过。他的病情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再过半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回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捎话回来说这个季节正好桃子和香瓜都熟了，他的病房后面就是一块香瓜地，那块香瓜地成了我最向往的天堂。
暑假一开始，母亲就带着我和美华去了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父亲了，他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样子，秃发的头上戴着帽子，眉毛和睫毛是不会长出来了，但我已习惯父亲这种另类的清秀。
父亲在医院门口迎接我们，我和美华抢着叫“爷”（苏北农村方言，即父亲），父亲极慈祥地一手牵一个女儿，满脸柔情。一路上不断有人和父亲打招呼：“赵夕贵，你的丫头来啦？”父亲答：“是呀，来啦！”父亲的笑容像泡过的茶叶，舒舒展展。
我没觉得这个夏天有什么异样，医院里的栀子花祥和而平静地开放着，幽幽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的心情好得无法形容，我天真地想：我一定能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妹妹回家了。母亲临走关照我：“萍后，你要好好照顾你爷，过半个月，我跟你大伯来接你们回去。”
我快乐地点着头，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美好的任务。我牵着父亲的手目送母亲牵着妹妹的手回家去。和无数个夏天的清晨一样，这天早晨天高云淡，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浓香。母亲挥手让我和父亲回宿舍去。而父亲坚持要等母亲走到拐弯看不见为止。父母的恩爱让懵懂的我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母亲和妹妹就这样毫不设防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与生活。父亲和母亲一定都把希望寄托在不久后的相聚上了，所以离别没有任何伤感与留恋。由于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回到家，母亲的步子甚至有点急促，对于不久后的灾难一点预感都没有。我也是。
父亲所住的医院很大，有十来排平房，每排平房后都有一块栽着桑树的园子，桑树园里种着香瓜。我只要翻过父亲病房的窗户就可以偷偷去摘香瓜了。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我用两只凳子垒起来放在窗台下，我先爬上凳子再爬上窗台，一翻身就到了窗外，我像个耗子般借助于桑树的隐蔽在瓜地里穿行摸索。第一天我就收获不小，摘了起码七个瓜，还有一对“双胞胎”瓜，白皮，闻起来一股甜香。我把它献给了父亲。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没有坚持到父亲出院回家，我的所有快乐与幸福在一九七八年的八月二十一日（阴历七月十八）这天嘎然而止，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带着我泅向苦难之海。
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带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父亲连声叫好，我骄傲得脸都红了。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就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在他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蔑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及时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我俩一起钻过医院的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小女孩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引下一路狂奔，其实是那个小女孩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九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我恐惧万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我见不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为什么所有希望就成了泡影？所有时光都改变了模样？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的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
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父亲可喊了。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三十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都会掐出一个印子来，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