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人”罗荣桓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将军的经历，都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罗荣桓当然也不例外。罗荣桓少年时期的志向是当一名工程师，但后来却投笔从戎，并且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２６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南湾村。先在本村读私塾和小学，后到长沙读中学。罗荣桓从小就酷爱读书，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而他却爬上池塘边的一棵树，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由于精力过分集中，不小心竟然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透湿。从此，人们就叫他“书呆子”。他不但白天看书，而且晚上也不放弃这一爱好。每天读书都读得很晚，但那时只有油灯，灯光很暗，久而久之，罗荣桓就成了近视眼，到了中学时，他不得不戴上眼镜。这一戴就是４４年，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摘掉过近视眼镜。
１９２３年夏天，罗荣桓来到北京，住在湖南会馆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学。１９２４年６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当年７月，离开了北京到青岛入学。在青岛期间，他作为学生会的领导人，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
１９２６年６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工科结业后，与其他几个同学到了广州。８月，参加中山大学的入学考试，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一次考试失败改变了罗荣桓的命运。因为当时广州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大本营，当地的报纸不断传来北伐胜利的消息，这促使他决心投入时代变革的伟大潮流中去。他在广州看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这使罗荣桓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当年秋天，他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４月，罗荣桓到了武汉，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并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在武汉的时间并不长，汪精卫叛变革命不久，他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并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在这一时期，罗荣桓差一点儿被敌人抓住。有一次为了躲避国民党１３军的进攻，罗荣桓与通城农民自卫军向修水转移，罗荣桓主管部队的财务，手里提着装有部队活动经费的箱子。一天傍晚，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麦市。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刚宣布休息，大家就都跑到镇南头的黄龙河边喝水。水喝足了，又纷纷脱去衣服，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洗起澡来，洗完澡后，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到地上，谁也不想动了。罗荣桓也十分疲劳，他与一些战士住在一个祠堂里，头一枕箱子就睡着了。第二天拂晓，忽然枪声大作，原来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了麦市。罗荣桓提着箱子跑，招呼战士们突围。天亮后，集合队伍一看，人员只剩一小部分。罗荣桓这位参加暴动没几天的大学生，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便受到挫折，一开始未免有点发懵，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并率领剩下的部队继续前进。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９日，罗荣桓在浏阳文家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２９日，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了改编，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第１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１９２８年４月底，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原工农革命军第１团编为红４军第３１团，由南昌起义部队为主组成２８团。这两个团是红４军的主力部队。罗荣桓当时任３１团３营的党代表。
１９３０年６月，罗荣桓调任红４军代理政治委员，当时的军长是林彪。这是罗荣桓首次与林彪合作。两人的最初合作相当不错，林彪主要抓军事，罗荣桓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上，部队工作井井有条。红４军是红一军团的绝对主力。随后红４军参加了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但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４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枪支，在部队转移时，敌人追了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这件事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红４军军委书记的职务，这可能是罗荣桓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受处分。
１９３２年３月，中央红军组成红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中国３位元帅的第一次合作。１９３４年９月，罗荣桓又被调到红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１２月，红八军团被撤编，他曾短时间到红３军团任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被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长征结束后，罗荣桓先在红军大学学习，后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又回到了他的老部队，到１１５师任政训处主任。
在红军中，罗荣桓是有名的老实人。他不但老实，在其刚参加革命时，还有点单纯。还是那次麦市突围后，他一人提着装有二三百块银元的大箱子，感到非常吃力。在翻越一座大山时，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面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他的意思是不想麻烦别人。这时一个农军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过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能提得动，还是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看到这两个人很面熟，知道是自己队伍里的弟兄，也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自己也没有多想。傍晚，罗荣桓再去找这两个士兵，不见他们的踪影。这一件事给罗荣桓的教训太深刻了。到１９３５年５月，他还对其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罗荣桓丢钱的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又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罗荣桓的确很老实，按现在人的说法，是很厚道。他也确实能够团结人。在红军时期，难以与林彪合作是出了名的，但罗荣桓却能与林彪合得来，并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两人又合作了５年多的时间，这又使人们看到了罗荣桓宽广的胸怀。在林彪负伤后，毛泽东为什么要让罗荣桓来接替林彪，是不是看中了他的为人忠厚呢，现在人们不得而知。
第七章 先斩后奏到山东
第七章 先斩后奏到山东
山东省东临黄海、渤海，西靠中原腹地，南接江淮地区，北依平津一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在１９３７年的１２月，自称山东老百姓“父母官”的韩复榘却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１５．３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早在山东沦陷之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到１９３８年６、７月间，抗日武装总人数已达４万人。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起队伍，抢占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１９３８年１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击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股小股武装达１５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１１５师就适时地作为主力部队来到了山东。
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早在１９３８年初，毛泽东就考虑派部队去山东。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朱德和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１１５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即３４４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即３４３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
当时毛泽东准备派部队去山东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山东缺少主力部队，而是要“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的抗日事业真是耿耿忠心，不遗余力。
１９３８年４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既然决心已定，八路军就把决心付诸实施。
１９３８年６、７月间，以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第２营为基础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１２９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的４８位干部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挺进山东省北部德州附近的冀鲁边地区。他们是最早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７月上旬，这两个支队到达乐陵、宁津县，协同当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庆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２０００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１１５师政治部副主任兼３４３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１００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９月２７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５支队、津浦支队和第６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５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４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５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６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６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７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８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９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１１５师所采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６８５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１２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６８５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８００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进行合并，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