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５战区第２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起初，２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６８６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４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１１５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１９４０年，鲁南的第３地委曾开了一个７０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２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１９４１年，１１５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２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７２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第九章 纵横捭阖
第九章 纵横捭阖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１１５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他的势力在山东已有一定的生存基础，而１１５师则是新来乍到，虽有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配合，但势力太弱小了，不能同其他各种力量相抗衡。这是山东党组织请求中央派主力到山东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１５师在山东争取生存权时，充分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既联合，又打击，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了主动。
“强龙”能压“地头蛇”
１１５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１１５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同不太正规的地方武装相比，１１５师无疑是强大的。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１１５师要站住脚，费了一番周折。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７２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要想爬上去却很困难。人们可以沿着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想出一个办法，他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的顶部，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１９３２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抢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其窝藏人质的场所，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了大名鼎鼎的抱犊崮，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就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抱犊崮山区。
当１１５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没有人统计过这里的地主武装有多少，但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同崮的数目一样，也有７２个之多。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１１５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１１５师面临着“地头蛇”的挑战。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就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１１５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东进支队由１１５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八路军打开码头镇后，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２０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
这一仗１１５师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在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４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２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就在１１５师东进支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罗荣桓又喜得一“千金”。师里的很多干部都来给罗荣桓道贺，说这预示着１１５师又有好运气。由于此时正值东进支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时期，罗荣桓就把女儿的名字取为“南下”，希望这位小天使的到来，也会同儿子“东进”的出生一样，给１１５师带来好运气。
１１５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历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１１５师进驻大炉后，曾争取他抗日，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从枣庄引来１００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孔庄成了抱犊崮山区的一颗钉子。１２月初，八路军攻克孔庄，击毙了在土围子里顽抗的杜若堂。
攻克孔庄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大炉周围的反动地主武装。他们知道１１５师不是好惹的，因此有的向八路军靠拢，有的转向中立，这样１１５师在鲁南的影响扩大了。
实践证明，“强龙”还是能压住“地头蛇”的。但这要靠实力，如果“强龙”不强，那么“地头蛇”也会骑在“龙”的头上。
罗荣桓的六字经
１１５师采取行动，打击了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地主武装，但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部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是１１５师领导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前，八路军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并为此做出过努力。首先是在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党第１０军团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曾同他讨论过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随后石友三部北调，实行反共政策。
在鲁南，中共山东党组织也曾有过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共同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同样也没有成功。多次失败，打破了共产党人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幻想。
如何打开鲁南的局面呢？罗荣桓和陈光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发动群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步是把抱犊崮山区全部拿下来，然后采取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发展自己。
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
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
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
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战线。
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显然，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提出的这六字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这是罗荣桓把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同鲁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认真考虑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在１９４０年，１１５师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灵活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日、伪、顽、友、我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仁义之师”
共产党要在山东站住脚，必须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如果八路军不能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即使暂时夺取一些地盘，也不能长久保住。１１５师坚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赢得了根据地群众和有识之士的信赖。
在鲁南地区，有很多股势力同时存在。有亲日的，有亲国民党的，当然也有愿意同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的，但所占的比例较小。在抱犊崮地区，只有大炉的万春圃和滕县的孔昭同主张与共产党、八路军联合抗日。
万春圃是大炉地区的开明士绅。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为了保境安民，当地组织了民团，万春圃是负责人之一。他性情豪爽，非常讲义气，人称“万三爷”。“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先后加入共产党，因此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但他只是对共产党怀有好感，了解并不多。自从１１５师到达以后，万春圃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更多的接触。
１９３７年９月，临沂第３区专员张里元要万春圃恢复临沂、费县、峄县、滕县四县边区的联庄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郭致远以地方名流的身分，同万春圃一道去见张里元。经过协商，决定由万春圃恢复联庄会的抗日武装。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万春圃便建起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陈光和罗荣桓一行到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款待。万夫人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席间，万春圃热情邀请陈光和罗荣桓住在他家里。
陈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