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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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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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
  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
  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
  我的A&R,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
  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
  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
  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
  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
  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
  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
  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
  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
  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
  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
  A&R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
  “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
  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
  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
  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
  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
  “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
  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
  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
  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个人或5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
  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
  他们将得到这一切。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
  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
  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
  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
  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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