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但并不容易，因为汤姆有亚伦所没有的畏惧；比方说，亚伦喜欢棒球，但汤姆害怕棒球，因为小时候担任过二垒手，有一次曾为了犯错而受罚。乔哈丁建议丹尼、亚伦及其他人格协助汤姆，谈论他害怕的事，并且鼓励他打棒球。至于艺术疗法，也持续进行，包括油画在内。
根据亚伦表示，那些年轻小孩无法了解什么是“融合”，因此亚瑟便透过比喻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亚瑟是以孩子们都知道的盐来做比喻，他解释盐是由个别的结晶体构成。加入水之后，颗粒就会溶解；当水份蒸发掉，又变回原来的固体结晶颗粒，其中不会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只是曾经改变过型态。
“现在每个人都了解了，”亚伦说，“融合只不过是将盐倒进水里搅拌而已。”
6月5日，葛兰护士有下述的记载：“比利说，他曾花了一个小时将《汤姆》与《亚伦》融合在一起，他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尹朵娜提出的报告则表示，比利曾告诉她，他对融合有些担心，因为他不希望有人死去而让原有的天份或长处也因此减弱。“但我们正在努力。”亚伦向她保证。
第二天，史凯瑞和茱迪前来探望，同时带来好消息，法院已核准延长比利在哈丁医院接受观察治疗的时间；欲完成人格融合，至少得再花三个月的时间。
6月14日星期三晚上，在音乐大楼中，罗莎仔细聆听汤姆敲打小鼓，她知道以前亚伦曾玩过这种乐器，在目前融合的阶段中，他显然比不上亚伦单独敲打时的水准。
“我总感觉好象偷了亚伦的天份。”他告诉她。
“你还是汤姆吗？”
“我是组合体，但还没有名字，这令我很担忧。”
“但是，别人叫你比利时，你还是会回应呀！”
“没错，我一直都是这么回应的。”他说道，然后轻敲出爵士乐节奏的鼓声。
“有任何原因让你无法继续这么回应吗？”
他耸耸肩，“我想，这对每一个人来说会简单些。好吧！”他继续打鼓，“你可以继续称呼我比利。”
融合工作无法一蹴可及，在不同的时段里，融合所需时间也不相同，除了亚瑟、雷根和比利之外，七种不同的人格均已融合成一体。为了避免错误，亚瑟为这个融合完成的人格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肯尼”。但是大家却无法接受，因此每个人还是称他为比利。
晚上，另一位病患从比利的字纸篓中找到一张纸条交给杨海伦，看来有点像是遗书。因此，比利立即遭到严密的监视。根据杨海伦提出的报告指出，该星期以来，比利不断重复融合与分裂，而且融合的时问似乎愈来愈长；7月14日，几乎一整天都在进行融合，外表看来非常平静。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融合工作持续进行，但偶而会有意识失控的情形出现。
8日28日当天，茱迪和史凯瑞再次来到医院探望他们的当事人。他们告知乔哈丁医师，距离法官规定缴交鉴定报告的日子只剩三个星期了。如果乔哈丁医师认为融合工作已完成，而且当事人也有行为能力时，佛杰法官便将订定开庭日期。
“或许我们应先讨论有关审判时的策略，”亚瑟说道，“因为我想改变答辩方式。雷根愿意承认那三件抢劫案并接受惩罚，但他并无强暴的意图。”
“但在法院起诉的十项罪行中，有四项是强暴罪。”
“依照阿达娜的说法，那三位女子都十分合作。”亚瑟说，“她们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都有逃跑的机会；而且阿达娜说，她把部分的钱分别还给她们，若再加上社会保险给付，那她们实际收到的金额就比原先的损失还多了。”
“那些受害者并未提到这一点。”茱迪回应道。
“你打算相信谁？”亚瑟不屑地说，“她们？还是我？”
“假设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反驳阿达娜的说词，我们就会质问那个人；但是，如果三个人都不承认……你是知道的，这些受害者彼此不认识，而且也不会互相通消息的。”
“或许有一个人愿意说出事实。”
“你怎么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茱迪问道，“你自己也不在现场呀！”
“但阿达娜在那儿！”亚瑟说。
茱迪和史凯瑞都不认为受害者会合作，但他们了解亚瑟谈论的是阿达娜的见解。
“我们可以和她谈谈吗？”史凯瑞问。
亚瑟摇摇头，“由于她做了那些事，已经被我们放逐，不得再出现。没有任何例外。”
“这样一来，我们只好保持最初的抗辩立场。”史凯瑞说，“无罪，因精神异常所以无罪。”
亚瑟冷酷地看着他，嘴唇微微掀动。“你绝不可代替我们声称精神异常！”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茱迪说道。
“我并没有精神异常，”亚瑟的语气相当坚持，“讨论到此为止。”
第二天，茱迪和史凯瑞收到另一张纸条，比利声称不再由他们为他辩护，他为自己辩护。
“他又开除我们了。”史凯瑞说道，“你的看法如何？”
“我从未见过什么纸条通知，”茱迪说，同时将纸条归档。“纸片丢了。我的意思是，由于我们伟大的档案系统，或许需要六个月或七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
接下来的几天，另外四封解雇通知书都被藏到档案柜里，而且当他们拒绝针对这些信件做任何回答，亚瑟最后也放弃开革他们的念头了。
“提出精神异常的抗辩，我们是否就会赢？”茱迪问。
史凯瑞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如果柯丝薇、谭如茜、郭玛琳、乔哈丁和吴可妮愿意做证，犯罪发生时，比利正处于精神异常的状态。在俄州的法律规定下，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
“但以前你曾说，至今还没有任何多重人格者在犯下重大刑案后，能以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
“这个嘛……”史凯瑞微笑道，“威廉。密里根将会是第一个案例。”
（7）
乔哈丁医生发现自己正在与良心交战。他很清楚，比利毫无疑问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了，这已不再是问题。八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乔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审阅写给佛杰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着，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为罪行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谓“罪行责任”的问题，他担任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疗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但是，如果佛杰法官能接受他的说法──由于人格上的分歧导致犯罪行为而被判无罪开释时──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全国也说不定。
乔哈丁相信，比利对于十月下旬的罪行毫无控制能力。乔哈丁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更多的实情并引导至一个更新的领域，以便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经由暸解比利可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助益。为了这个案子，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其他同事商讨。1978年9月12日，他写了一篇长达九页的报告给佛杰法官，在报告中他谈到比利在医学、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经历。
“病患提到，”他这么写，“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和小孩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过残暴的虐待，其中还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说法，这是在他八、九岁时发的事，一共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通常是他与继父在农场里独处时发生的。他说他很担心继父会杀他，他继父曾威胁道：”我要把你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你母亲说你逃跑了。'“
在为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时，乔哈丁指出，比利亲生父亲的自杀让他失去了父爱和关怀，这令他处在“不理性的权力压迫下，而极度的罪恶感导致他趋于紧张、冲突，同时造成一些幻想。”继而“受到继父为满足本身的不平衡，强加在他身上的性行为与虐待。”
由于幼时的比利看见母亲也遭继父无情鞭打，此种经验造成比利“有如身受母亲的恐惧和痛苦一般……”同时也导致他“陷入焦虑、不安的精神分裂状态，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迷幻世界中，而且他随时都会发生不可预测并且由不同人格出现在梦境里，这些事情再加上继父的轻视、肉体上的虐待和性虐待等行为，终于造成人格不断分歧的现象……”
乔哈丁医师做了以下的结论：“我的结论是，病患已有能力接受审判，他的多重人格业已完成融合……同时我仍认为在此之前，病患的心智有障碍，因此他无法为1977年10月下旬所犯的罪行负责。”
9月15日，茱迪将答辩状更改为：“无罪。由于被告精神异常，因此无罪。”
（8）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次的多重人格治疗，社会大众尚未知悉，只有相关的医护人员、法官与辩护律师知道这件事，这是由于公设辩护律师坚持该项治疗必须保密，否则如果让媒体发现了，治疗和审判都将更形困难。
蔡伯纳检察官也同意，他不赞成对外宣布，更何况法院也尚未进行任何听证。
但是，9月27日早晨，《哥伦布市快报》的头条新闻却刊登：
性格“融合”只为接受审判强暴嫌犯同时拥有十重人格
当报上的新闻在哈丁医院传开时，医院同仁便鼓励比利自己向其他病患说明，以免他们轻信来自外界的不正确传言。于是，比利告诉小组内的其他病患他曾被控诉的罪行，但因为他是人格分裂者，所以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些罪行是不是他犯下的。
电视晚间新闻也播报了相同的消息，比利看了之后，含泪回到自己的房间。
几天后，比利画了一幅画，画中的年轻漂亮女孩有一双怪异的眼神，根据葛兰护士报告指出，那是阿达娜的画像。
10月3日，史凯瑞驾驶旅行车前来探望比利，这样就方便载回比利的画作。他向比利解释，茱迪正与她丈夫前往义大利渡假，所以无法参加公听会，但她会赶回来参加法庭的审判。他们并肩而行。言谈中，史凯瑞为了让比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告诉比利，在公听会举行前，比利可能会被移往富兰克林郡立监狱拘留。
乔哈丁非常确定比利的人格已完成融合，从比利目前不再有分裂的表现，以及比利本人似乎已具有各种不同人格的气质现况中，他相信任务已经完成。起初，他会看到某个人的一部份和另一个人的一部份，但逐渐地，他觉得那是一种均衡现象，医院人员也有同感，所有各种不同人格的特征已可在一个人──威廉。密里根──的身上看见。乔哈丁表示，他的病人已准备好了。
10月4日是比利被移往监狱的前两天，《哥伦布市快报》记者佛哈瑞刊出第二篇有关比利的报导。报导中指出，他是从匿名人士手中取得乔哈丁医师的鉴定报告影本。他找到了茱迪和史凯瑞，要求他们发表意见，并表示将在报纸上披露相关详情。史凯瑞和茱迪立刻将这件事通知佛杰法官，法官决定这些消息也应该让《哥伦布市快报》知道。由于案情已走漏消息，因此公设辩护律师同意发表意见，并允许记者拍摄史凯瑞自医院载回的那几幅画像──摩西正要摔毁刻有十诫的石版、一位吹着兽角的犹太乐师、一幅风景画和阿达娜的画像。
报上的报导激怒了比利，在与郭玛琳进行最后一次的讨论中，他的情绪变得很差。因为他担心由于本身具有女同性恋者人格，不知其他犯人将会如何对待他。
他告诉郭玛琳：“如果他们认为我有罪，送我回利巴嫩监狱，那我就必死无疑！”
“这样一来，米查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做？我体内累积太多的恨，我快无法控制了。”
虽然她很少提供意见或建议，而较重视病患的自发性，但是她知道已经没有时间进行如此的治疗了。
“你可以化仇恨为积极的正面企图，”她建议道，“你受创于幼年的虐待，你有能力击败那些可怕的记忆，击败那些让你痛苦的人，只要决心用生命去抵抗，这一切都可以办到。记住，只要活着就会得胜。如果你死了，虐待你的人便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你则是失败的一方。”
当天稍晚，比利在房间与尹朵娜谈话，他从床下取出汤姆大约七个月前藏在床下的刮胡刀片。
“拿去，”他说，“我不再需要它了，我要活下去。”
当尹朵娜抱住他时，她的眼眶中含着泪水。
比利告诉罗莎：“我不想再参加迷你小组了，我必须要有独立的心理准备，我必须坚强起来！不要对我说再见！”
尽管如此，小组成员仍制作了一张卡片送他。当罗莎将卡片递给他时，他居然放声大哭。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他说道，“我想我已经有正常人的反应了，我能感受到我常听到的”悲喜交集的情感“了，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感觉。”
10月6日星期五是比利离开医院的日子，罗莎当天正值轮休，但她还是到医院来陪他。她知道这一定会遭到其他同仁的白眼和讽刺的话，但她并不在意。她走进交谊厅看见比利，只见他身穿三件式西装，非常冷静地在那儿踱步等待。
罗莎和尹朵娜陪他走到行政大楼，副警长戴着墨镜。在柜台前等着。
当副警长取出手铐时，罗莎挡在比利前方，她质问带上手铐就像铐野兽一样是否有必要。
“是的，女士，”副警长说，“这是法律规定。”
“看在老天的份上，”尹朵娜大叫道，“当初他被带来时，是由两位女士陪他前来；现在你一个大男人警察却要铐住他，这是为什么？”
“女士，这是规定，我很抱歉。”
比利将手伸出去。当手铐扣上时，罗莎看见他有点儿退缩。他跨入警车，警车沿着弯曲的道路缓缓驶往石桥，她们跟着车子往前走，挥手说道别。回到医院后两人不禁嚎啕大哭。
第四章
（1）
当蔡伯纳和薛泰读完乔哈丁的报告后，同意该份报告是他们曾看过最完整的一份，这不是临时做出的报告；检查时间超过七个月，而且除了乔哈丁，还包括许多其他专家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