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命地将老人、孩子往上海推;姨母则认为老人应由亲生女儿抚养,硬把他们往杭州踢。于是,幼小的茹志鹃便跟着祖母挤在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其实老人和孩子需要他们照顾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找个栖身之所罢了。在杭州,他们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一无所有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在挤压中顽强地生长。穷困、孤寂、冷遇和白眼,铸造了她独立不羁、自强不息的个性。
悲戚和辛酸伴着茹志鹃步入少年时代。1936年十一岁时,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楼上,强烈的求知欲催促她在该校上了小学二年级。这所小学是一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是钟望阳及其爱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活动场所,学生们都称钟望阳为“小杜老师”。
这里的学习生活留给茹志鹃的印象是:“战战兢兢地坐在老师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的故事。”她念小学时,年龄比较大了,加上过去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颇感吃力,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让她一句一句地背诵,茹志鹃称之为“关夜学”,当时她是有些不情愿的。
这段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她特别喜欢上小杜老师爱人——张老师的课,张老师每天给孩子念一节《大林和小林》的故事,那种新奇神秘的境界,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强烈渴望。
然而生活的贫困却时时缠绕着她。这一年冬天,茹志鹃的大哥已离开姨母家,到美专去学习。一天,他突然闯回家,平时大哥极少回家,因此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说急需一些钱用,家里哪有多余的钱给他呢?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妹妹身上一件御寒的棉衣,为了帮助哥哥解燃眉之急,她脱下来,一口气跑到了当铺。哥哥拿着这带着妹妹体温、少得可怜的钱走了;而茹志鹃却只能躲在家里,整天不出门。祖母为了给孙女取暖,便把做饭的煤炉拎到屋里,到了下午,她便被煤气熏得晕了过去。幸亏四哥有些常识,及时打开窗子,搬走炉子,茹志鹃才免于一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整天炮声隆隆,形势十分紧张,穷人的生活也就更加没有着落。祖母又带着四哥及茹志鹃回到杭州,在紫阳山脚下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第二年,祖母由于多年生活的劳累,终于病倒,不到一个月便丢下未成人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安息在杭州凤山门外的义冢里,茹志鹃和哥哥,站在如海浪一般的荒冢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颠沛流离的家,也将永远失去了,黑暗——吞噬了她全部的,也是唯一的爱。
二、孤寂中寻求
祖母过世后,茹志鹃和四哥的生活全由在上海银行里做练习生的三哥负担,每月寄几块钱来,除买米以外,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不再为吃饭而忧愁了,他们沉浸在读书的狂热之中,在四哥背诵《占文观上》的同时,茹志鹃也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有一次,兄妹俩心血来潮,决定拼一顿中午饭不吃,省下钱买电影票。他们跑得满头大汗,在西湖边上看了一场电影——《荒江女侠》。第二天又饿了一顿,省下钱又去了那个电影院,结果看到的还是那部片子。用维持中命的食粮去换取一种精神食粮,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小时,她只在苏州阊门外广场上,坐着狭长的凳子,欣赏过两次西洋镜;在故乡杭州的城隍山下,见识过几次猢狲耍把戏,其精神上的满足远比不上这次看电影。但这种孩子般的狂热又怎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呢?第三天就没有勇气再去了。
以后兄妹俩每天在家一边糊火柴盒,一边生吞《水浒》,活剥《红楼》,读字典,背古诗词。仅《红楼梦》她前前后后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大部分诗词,都能背诵如流。她家隔壁住着一户没落的书香人家,旧书堆得到处都是。《七侠五义》、《啼笑姻缘》等尽她选择。读这种书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只要有空,可以随意找来读。谁曾料到,这种少年的嗜好,这种填补孤独的盲目行为,竟为她后来的创作准备了五颜六色的铺路石子。
三、“不自由,毋宁死”
命运如同一只颠簸的小船,在生活的海洋中游荡,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便是汹涌的惊涛骇浪。安宁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他们去上海设法谋生。
初秋的一天,她和四哥离开杭州。到上海后,兄妹自然无力支撑一个家,二人只好分开。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抱着生的希望,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像发疯似地做祷告。茹志鹃回忆说:“做祷告时,我浑身发冷,腿肚子打颤,我怕极了,心里只喊着奶奶。记得祖母去世前,姑母曾劝她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做小沙弥,奶奶不肯。并说:'要死让我们死在一淘'。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到底从如来佛的脚下滚到上帝的手掌心里来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语文学习》1979年第回期)
在孤儿院除生活上受到残酷压榨外,政治上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前途都得由院方安排决定。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她愤怒极了,在心灵深处不止一遍地呼喊着:“不自由,毋宁死”。她决定逃出虎口,寻找生路。她曾以“死”要挟院方放她出去,院方无奈,叫来了介绍人及其三哥,要他们赔偿在院里生活数月的膳宿费。经过一番交涉,三哥终于把妹妹领出了孤儿院。
逃出樊笼的鸟,飞向何方?哪里是自由的天地呢?她寻找,她迷茫。但生活的磨难使她渐渐成熟,不再那么单纯地为糊口寻找出路了,而是把生的渴望和政治上的自由及今后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审慎地选择着生活道路。她在上海滩的街头上,东闯一头,西闯一头,终于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入学不必经过考试,并且可以住读,补习的课程也可由自己挑选。使她特别满意的是膳宿费可以按月交付,收费也不算昂贵。茹志鹃把这里作为临时驿站住了进去。学校住房很挤,人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房间里有歇业的舞女,也有从乡下来的小地主的女儿,穷困的、富有的,成年人、未成年的少女混杂在一起,环境虽很嘈杂,但生活上得到了暂时的安歇。一年来,她在这里养精蓄锐,精神恢复了,身体也胖了一些,随时等待着向生命的制高点冲击。
三哥按月来交膳宿费,茹志鹃只管在补习学校学习。岁月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了,她觉察到三哥的神情一次比一次愁苦,她不愿意哥哥被自己拖累,便决定离开补习学校,另找出路。这时,由一位信奉基督的同学介绍,进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这里较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并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生活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精神上仍然感到束缚和压抑。凡是来这里学习的人,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都是《圣经》,每天都要枯燥无味的背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位女主人回美国去了。不久,这所学校也随之解散。茹志鹃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暂住。这一次回去跟过去不同,年龄大了,阅历广了,想的问题也比过去深多了。她一面感到中国无望,一面感到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以环境的不如意,她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曾想服毒自杀,了结自己不幸的一生,但因安眠药价昂贵,才免于一死。
不久,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赴内地,便将妹妹和四弟一起带往浙江去找大哥。经大哥的一位朋友辗转介绍,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真是如攀天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一年以后,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庐隐及其作品那种女性的细腻和捕捉生活的独特角度,对她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四哥早已回到上海。她把那张来得不易的文凭缝在衣服里,去追赶四哥。回到上海,暂住在四哥的女朋友家里,经其父亲介绍,到一家私立小学任教。
四、磨笔尖的《生活》
旧中国教师的地位低下,生活待遇微薄。茹志鹃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每天供一顿中午饭,而每月的工资是无法维持早晚饭的,再由校长介绍去做一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图个温饱。艰辛的生活,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创作神经,愤懑和不平充塞在她的胸中,散文《生活》便是她当时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写好后,便寄给《申报》,出乎意料地竟在1943年11月22日的《申报·白茅》副刊上登载出来了。
《生活》是一篇速写,全文只有八百多字。作品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看到了一张招聘广告,就去应试,实际上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应试回来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便把毕业文凭撕掉了。
这是茹志鹃创作上一次小小的试笔,已初步显露了她的创作才能,孕育了她创作风格的雏形。文章现实性强,内容清新,气氛浓郁。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文章结束时,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将撕成碎片的毕业文凭变成数十只小小的白蝴蝶,在空中高傲地飞着,以增强艺术效果。
文章刊载后,她已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所以作家一直未把这篇速写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中。近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把这篇文章从旧报纸堆中“翻”出来了,并且唤起了茹志鹃的回忆。这篇作品可以算作她磨笔尖最早的一篇了。
五、从此有了“家”
从孩提时代起,茹志鹃的家就四分五裂了。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窝”。为了构筑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她作过多少梦,付出过多少心血和代价啊!
1943年冬,茹志鹃已满十八周岁,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她沮丧而颓唐。一天,突然接到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哥哥们一道去苏中解放区。当时她对革命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那里的生活更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到了那里可以兄妹团圆,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家——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以前住在别人家里,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郁郁寡欢。接到哥哥的信后,她的心如同长上了翅膀,焦急地等待飞翔。她尽快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活,随同二哥、四哥及其爱人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名为中学,实为中转站,茹志鹃的大哥并不在此。他们在盐垦中学迎接1944年元旦,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彻底摆脱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境界,结束了凄苦的流浪生涯。茹志鹃回忆说:“在这个'家'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踏实可靠”。(同上)
1944年夏,茹志鹃上了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参加整风运动。冬天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翌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军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人员和工作却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家”有关怀她、教育她成长的领导;有熟悉她、了解她的朋友和同志,她感到心满意足。1947年,在“家”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终生的抉择
在“家”里,她欢悦、畅快、无忧无虑,她奋飞、上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她和其他队员们一起,拎着石灰桶,赶在队伍前面,写大标语,沿途唱歌,喊鼓动口号。在战士的枪托上,贴上两指宽的油印枪杆诗,鼓舞他们勇敢杀敌。战斗打响了,他们躲在战壕里做大红花,等待战士们胜利归来。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他们与战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
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