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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 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 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 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 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
“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她的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将一些讲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1964年再版）、《唐诗概论》（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学史》（198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在授课之余，从事学术研究，是苏雪林的极大乐趣，正如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一文中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这种写作的乐趣，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接着，她于1938年出版《蠹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和《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她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
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 支。
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 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 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 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
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 全貌。
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苏雪林是一位不辞劳苦、努力探掘的“采矿人”。其他创作及专著尚有短篇小说《天马集》、《雪林自选集》、《秀峰夜话》、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礼》、《欧游揽胜》、《眼泪的海》、《人生三部曲》、《闲话战争》、《风雨鸡鸣》，专著《论中国旧小说》、《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旧诗词《灯前诗草》及杂文《犹大之吻》等近五十种。
三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岭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
《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 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 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 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瑜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喜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
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 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 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 “感想”、“评价”。
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 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 《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
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 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 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事隔多年，年近百岁的老寿星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历史就是历史，让那一切不变地保存下去，作为一块文化化石。鲁迅在台湾逐渐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事实。但愿这一切恩恩怨怨在日月江河中飘然散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炎黄子孙世代的幸福
凌叔华
阎纯德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 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 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 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 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 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 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她是读者熟悉的女作家，也是画坛高手。在时代前进的轨道中，历史的激流把她推了出来，多年旅居海外；虽然她像一只孤独的风筝，但她没有断线，心里那根爱国主义的情丝，仍然执著地缠绕着祖国的锦绣山河，迷恋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自1979年秋后，我开始同凌叔华通信，询问她的生活、创作、翻阅她的作品，使我对她有了一些了解。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瑞唐、瑞棠、SUHOA、素心，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姐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字润台，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1911年后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他精于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周启祥、金城、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北京画会”，家里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并首先爱上了绘画。在六岁的时候，她在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看到这些画后对她说：“你的画很有风格。你有天才，你会成为大画家的。我要跟你父亲讲，让他给你找一位老师……”这样，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还受到当时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辜鸿铭的教育，使她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在七八岁时，还曾拜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当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写作才华像第一枝出水的芙蓉，文采超众，引人注目，其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成立“天津爱国同志会”，出版由许广平、蒋云主编的《醒世》周刊，她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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