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哭了三年，她的泪干了，这出悲剧的主人公于1928年7月30日因脑膜炎绝症，急急追踪而逝。在长寿寺停柩一年后，朋友们和一些学生送她的骸骨到高君宇身旁殡葬。这天——1929年10月2日，赶来送葬的还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朋友们在她的墓石上勒下“春风青家”四个篆字。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年仅二十七岁，风华正茂，饶有才能的女作家石评梅，就这样离去了。但她还活着，她活在高尚的爱情中，“看满天繁星，听萧萧芦苇，她生前所赞美的陶然亭静夜的神秘景象，都归她一人去享受了。不，君宇墓近在咫尺，这时候他俩当是偎倚着，微笑着，在度他们生前未度过的甜美生活。”
她活在朋友们的怀念中。
评梅的死耗，传到当时正在南方过着地下流亡生活的孙席珍那一里，他非常感伤和惋惜：“她虽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她对于文学的勇敢和努力，在落寞的文园里也算是个难得的女作家。她的死，不但是北方文坛的损失；夸张一点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损失，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又弱一个了！”（1929年《真美善》女作家号：《女诗人评梅》）
孙席珍是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正半工半读，白天在北京大学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负责编辑《京报·文学周刊》，其间常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对于评梅的为人，他说：“她性情很活泼，但是不涉浮躁；富于感情，而尤重义。”他还回忆起这样几件事：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北京女高师的改称）风潮发生后，“她只要一提到这事，就会无限伤心，每次见了她的同学的面，总是禁不住捶胸痛哭。她一星期中总要到女师大去看几次的。她说女师大是她的娘家，女儿虽然嫁出去了，娘家的事情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如今娘家给强盗狗贼们糟蹋到这步田地，怎么不叫她伤心彻骨呢？”
“去年春间（1927年），我客居在江城。有一位某女中学的校长因打算单请她来当教务主任，要求我代为写一封请托信。我喜欢庐山和鄱阳湖的风景的，便给她寄了一封信去，那时我因到安庆去，所以只约她到江城来，并不要她回信。后来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她因为北京方面已订了约，为重义的关系，一时不便离开。她并要我常常给她写信去，相期于新秋时节的庐山聚首。”（以上均引自《女诗人评梅》）
评梅生前最好的同性朋友是陆晶清，她们同在女高师读书，陆晶清学的国文科，年龄比评梅小。凡她们的朋友都知道，她俩是一对同命运的小鸟。她们的交好逾乎普通友谊，她们能互相了解到彼此隐藏在心底的苦情，她们曾约定了要相伴着、相慰着，走完崎岖的生命旅途。她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姐妹、伴侣，也是文学事业上的并肩战友。她们曾一同继北大学生欧阳兰之后，编辑《京报》附印的《妇女周刊》，大约在1926年还一起用“蔷薇社”之名，编过《世界日报》的周刊之一——《蔷薇周刊》，那时评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十三号。
高君宇去世后，评梅完全走上了悲惨的道路；那时候，陪她痛哭，能安慰她，使她得到刹那间快乐的只有陆晶清。陶然亭那块地方，不惟在评梅的生命里占了重要位置，就是陆晶清也是永远忘不了的。她们曾经在那里洒过不少热泪。有一年元旦，她俩去看高君宇，因为彼此心里都难过，“酸泪冻成冰柱，一条条凝结在君宇坟前的白石碑上。”
评梅去世时，陆晶清正在南方流浪，听到噩耗，她茶饭不思，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亲自料理评梅的丧葬，安慰远在平定山城的亡友的老年父母，并整理出评梅的日记遗稿拿到上海印行。“蔷薇社”还专门刊行了《石评梅纪念册》。
评梅的好友还有著名女作家庐隐，她们也是女高师的同学。为了怀念评梅，她把评梅在女高师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盛京书店出版），其中评梅和高君宇为主人公外，涉及到的真人还有陆晶清、作家自己、高长虹、于赓虞、吴天放、向培良……
今天的读者知评梅者无几，然而老一代，怀念、追忆她的还大有人在。女作家颜一烟就曾不只一次的满怀敬爱思念之情，向我述说过她的中学老师石评梅。
解放初期，周恩来游陶然亭，曾经到评梅和高君字碑前凭吊过，表示了对亡魂的忆念。1956年6月3日，他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便讲到这一对墓碑，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十年灾难，天地翻覆，举国没有一块平安的土壤，这对石碑也在劫难逃，荡然无存。现在国家正拟修复，终于又到了记起它们的时候。
石评梅是个有才华，肯努力，有成绩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如朝霞、春花、流水、行云，来去匆匆。
文坛上曾有过一个小星，一个过早陨落的星，然而她确实存在过，发过光……
1981年4月二稿
1995年3月27日修订
罗淑
马小弥
罗淑原名罗世弥，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亲罗树屏原籍直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清末在四川绵竹县做过县令邹某的钱粮师爷。邹县令去世，罗树屏把家搬到成都。罗淑的母亲是罗树屏的继室，1899年生长子世安，四年后生罗淑，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世仪和世泽。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变迭起。罗村屏遂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这时罗淑已经九岁。
老马湾面对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个方圆不过数里的山坳。自从清嘉庆年间这里发现了盐，吃“咸水饭”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罗家迁到这里的时候，老马湾里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来家灶户，百多口盐井。盐，到处都是盐。空气里整日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卤水味道，树皮发黑，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临江有个运盐的船码头，一座石头砌的坚实的吊脚楼，叫作“公垣”，是盐务局的税卡，也是盐仓。各家灶户每天生产的盐都必须送到这里集中存放，由盐务局的人过称抽税，然后才能卖给盐贩子。每次开仓放盐，码头上人头攒动，岸边挤满运盐船，邻近府县的盐贩子为了几斤“敷水”的好处，常和盐务局的师爷争吵厮打。在山间小路上往来奔忙着为灶户背煤、挑盐、割草的零工，沱江边的浅滩上印满了纤夫的脚印。
盐井开在山坡的高处，所谓盐“井”，可谓鬼斧神工。井口不过汤碗大小，却有数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对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总有一个面黄肌瘦、短手短脚、十一二岁的小老么，驱牛绕着木制的轮盘转，把盐水车上来，再由筒匠把盐水翻倒进地盆。盐水通过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汇入半山坡盐灶房的那四口大锅，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盐来。这盐不含氯化镁，没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没有这川盐，可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父亲的带小花园的宅子固然舒适美丽，可是走出黑漆大门，紧挨着就是熬盐的灶房。那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构，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抉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棋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J；D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