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姐姐》、《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