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姐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姐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