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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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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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袁昌英
  李杨杨
  她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位著名女性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国文学》(编著丛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以后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写了《法国文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此外,还著有《西洋音乐史》等。
  她是大学教授,在讲坛上讲了几十年的戏剧、法文、希腊神话、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欧洲近代戏剧等课。
  她是作家,写有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30年,商务印书馆),剧本《饮马长城窟》(1947年,正中书局)、《春雷之夜》,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袁昌英散文选集》(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年四十》(1945年,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牛》等。
  她是翻译家,译有法国剧作家的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还用英文写成《中国爱国文学》。
  她叫袁昌英,字兰子、兰紫。
  一
  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影响的早期女作家,1894年10月11日生于湖南醴陵农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袁雪庵,在外作官,任过山东省、云南省财政厅长等职务,是一位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而母亲却是一位农村妇女,一生养了四个女儿,袁昌英是老大,三个妹妹都不幸夭亡,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在旧中国,“男尊女卑”是把杀人刀,不知害了多少善良的妇女,袁昌英的母亲,便是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郁郁而死的。母亲的死,强烈地创伤了袁昌英,她当时虽然很小,但那种重男轻女的重压,却深深感觉到了。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这位孤女,她奋发自强,要为妇女争光的思想一天天形成。
  袁昌英结束了幼年乡间的私塾学习后,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习英语,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
  二
  中学肄业后,袁昌英于1916年靠父亲的供给,自费留学英国。初抵异国,她需要迅速掌握口语,便住到了英国人家里。房东太太管理极严,从餐桌上的礼貌到古老西方的谈吐都认真地指点。头一年,袁昌英成绩不佳,房东太太禁止她出大门,她闭门苦读了六个星期。在那里,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每天吃的都是黑面包,但这位中国姑娘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觉得学到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她很快从中学跳入苏格兰最高学校——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大学她和同房、同学海伦·勃莱克利结为知交。这位英国姑娘是学医的,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经常通信,关系密切。那时,两位女友常常利用假期一同骑车到乡间游玩,她们走了几百里,袁昌英饱览了美丽的英国农村风光,接触了善良勇敢的英国劳动人民。
  在英国,袁昌英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张奚若、皮宗石、陈源(西滢)等人。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家境贫寒,早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经被捕,后来避难日本,又赴英国伦敦,修经济学。袁昌英很敬佩杨端六,他们情投意合,很快订了婚。不久,杨端六先行回国。
  袁昌英留英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平凡的日夜,在她以后的创造中留下了印迹。在《山居散墨》中,有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随笔——《模朗吟教授》,文章歌颂了一位英国老教授模朗吟女士,她得知儿子在前线为国牺牲了,但照样登上讲台。袁昌英用动人的笔触,描写教授不屈不挠、敛神忍痛,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表现出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一个东方女子在西方求学,同样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袁昌英这篇随笔就是很好的记录。
  经过五年攻读,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性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更少。为此,路透社发了消息,中国报纸也登载出来。1921年,袁昌英回到祖国。
  这时,父亲已经续弦,并又有了子女,但袁昌英与比她小许多的同父异母弟妹,感情极好,一家人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如今几十年过去,袁昌英远在美国纽约的大弟袁昌雄,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姐姐的拉丁文是她的专长。英国文学也很深入,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音调舞台味很重,也很准。她乐此不倦……”就在这一年,袁昌英与杨端六结婚,她二十六岁,他已三十六岁了。婚后,袁昌英留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书,她的丈夫又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静远出生。为了在法语和法国文学上进一步深造,袁昌英把女儿交给父亲和继母,于1926年,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
  在巴黎,袁昌英结识了陈学昭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远在异国,袁昌英经常想女儿想得哭起来,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日益加深。有一次,袁昌英与少女萧君步行回寓,这是一个深秋的月夜,整个巴黎已经酣睡。袁昌英描写道:“忽然又从天外,其实只是由邻近的巷内,飘来一阵洞萧音乐,音节的凄婉,情趣的别致,迥非西人所可能,入耳即我国人的特技。我与萧君不约而同的立住了脚,敛神静听,将这一段清越如泉涓,浑厚似松涛的妙乐,揽人性灵的深入。”《关于莎乐美》,收在《行年四十》)只有日夜思恋祖国的游子,对巴黎月夜的萧声,才能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污泥浊水,对身临其境的袁昌英是深有感触的。她在一篇散文《巴黎之夜》里,极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妙龄女郎的惨死,揭示出丑恶思想对人的毒害。
  两年之后,袁昌英又踏上了归途。
  三
  袁昌英来到上海,在中国公学任教,讲授莎士比亚。她的丈夫杨端六,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们家住在北四川路提篮桥,周鲠生、李四光、杨振声、刘秉麟、汤操真等,是与他们夫妇来往密切的朋友。杨端六在朋友中声望很高,在经济学方面已是学术权威了。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异常兴奋,她带着女儿先行来到武汉,成为第一批任教的教授。但在那时,却有风言风语,说袁昌英是沾丈夫的光,为此,她十分生气。其实,杨端六是一年之后才到武汉的。袁昌英认为妇女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在社会上自主自立,不依赖男人。
  初到武汉,他们住在武昌昙华村南街。1932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址建成,便搬进山前一区教授住宅里。此后,杨端六除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还担当过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1933年,袁昌英生下第二个孩子杨弘远。这时,大女儿杨静远已经十岁,如今她回忆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她说:“在珞珈山时,我母亲在教学之余,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她的书房里,除了沿两面墙的书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文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卡片柜,一屉屉的卡片,用工整的字迹抄着中外文资料。我母亲性格开朗、豪爽、热情,近乎天真,不世故,重感情,热爱生活和朋友。我家常有朋友来,不论年老的、年轻的,都喜欢和她谈,谈的多是中外文学轶事。来往较密切的有陈源、凌叔华夫妇和苏雪林先生。我母亲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她也热爱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赋,常独自大声吟诵,读到爱国诗词时,常常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小学毕业后,她就注意在文学上培养我,亲自辅导我学英语,教我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她喜欢李白、白居易、李后主、李清照、苏东坡、陶渊明,她的性格既热情奔放,又恬淡豁达,我小学毕业后,她教我读《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赤壁赋》、《出师表》、《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等,要求我一遍遍背下来。我父亲则教我读四书,也是成本地背。他们对子女教育很严,我家孩子虽少,又生得迟,但并不娇惯。他们教导我们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做诚实,正直的人,要实干,不慕虚荣……”
  据周鲠生的女儿周如松教授回忆说:“袁昌英先生那时任武汉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授第二外国语——法文。当时,法文有两个班,另班同学争相到袁先生班上听课。至今武汉大学老教师中,不乏曾从师袁先生学法语而得益匪浅的人。袁先生爱好读书,解放前,薪俸收入的颇大部分用来买书,解放后,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袁先生一生主要时间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妇女教育,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
  四
  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袁昌英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在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她于1929年写成《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戏剧集,包括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以及《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个独幕剧。另有未结集的《文坛幻舞》(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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