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1977…1984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同菡子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发表于1979年《钟山》第一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纳小说选》。
《刺绣者的花》是李纳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云南一偏僻小县——航远县的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绣花工叶五巧的成长,展示了这个小县急剧的历史变化。
叶五巧是个聪明、美丽的女子,在“五四”运动后,被地主乡绅的爱子杜天鸿看中,娶为妻子。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杜天鸿便和与他家结为世仇的陈家的儿子…一他的好友陈永直携手奔向昆明,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并遗弃了当年爱过的妻子;而陈永直则成为共产党员,回到航远县的彝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
叶五巧善良而热诚,在杜家虽受歧视,但曾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倾叫;在杜天鸿的身上,舍生忘死地爱着他。她被抛弃之后,又把全部的爱给了独生女儿。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学问,因此便决心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知识人——自食其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女儿在表叔陈永直的影响下成了革命者,这与她的意愿是相违的,但女儿是她的一切,失掉了女儿就失去了一切;她为了理解女儿,便走入了女儿的世界,在陈永直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位自觉的革命者。于是,她又将自己的全部的爱给了革命。当时,杜天鸿是当地几个县的专员,而叶五巧的斗争对象正是她的“婆家”:“丈夫”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她忘我地做着革命工作,于解放前夕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被捕,后即被杜天鸿下令杀害。
叶五巧的形象是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她成功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优美、善良、纯朴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的真挚、忘我,正是中国妇女美德的核心。她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一生都将千花万朵贡献给他人,自己却被当作泥土受践踏,但最终她意识到自己是“人”,这时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命都绣进了共产主义事业。叶五巧的成长是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典型再现,她的形象具有较深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故事曲折、感人,边远小城的风情写得活泼、亲切,栩栩如生,作者的艺术风格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在创作的道路上,李纳整整跋涉了将近五十年。她的作品不算多,已经出版的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个选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与人合作)及一些未辑集的短篇小说和散文。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她对我说:“我很难过,我的作品太少……”这句由一分谦虚、一分真情、一分自勉组成的话,她对我讲过多次。但每次都使我痛苦地思索很多:社会应该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然而她的生命无故地被减去了十岁。
她在《李纳小说选·自序》中也说:“重新翻阅我的短篇小说,我真是惶恐不安,好像一个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女竟是那么孱弱,那么丑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真话,自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多次感到我走的是一条力不胜任的路。走这条路,不但需要刻苦,还需要才能。我后悔挑选错了,应该及早回头。可是爱上这一行的都知道,既然爱上了,就永远也放不下这份感情。”她还把作家们比做去赶集的人,说“和我一同起步的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比我后起步的也已赶到前面去了。我怀着喜悦和感激目送他们。”
一个作家,当他成名之后,很需要这份谦虚,永不固步自封,时时想着无止境地贡献自己的精神。李纳正是怀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去进行创作的。她是在用“心”写自己的人物,“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的。“作家应该寻找人们心灵的珍珠”,李纳正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寻找者。当这篇文章结束时,我又想起了李季的话:“李纳是有才华的,但才华的发展并不顺利。你看这场'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她扼杀。现在好了,你瞧吧,她一定会写出佳作,以飨读者……”
1984年12月,第四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她被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那时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离休后在家读书、写作,相继写出了纪实长篇《朱丹传》及一些散文。1995年4月11日她在给我的信里说:“自朱丹去世,接着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撒手离我而去,我的生活中一下少了两根支柱,在情感上简直有点难以承受。但,人总要活下去,而且既然活着,就要活得像个样子,所以也努力拿笔,写点什么。这倒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安慰自己。”
诗人李季早已仙逝,但他的预言还在我的记忆里。李纳虽然远离了一会儿热闹一会儿沉寂的文坛,但她还在生活的大海里,自得其乐地打捞着属于文学的珍珠……
1980年10月26日
1995年5月1日修订
郑敏
孙瑞珍
一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香港的一本文艺杂志上,读到女作家钟玲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女诗人——郑敏的名字,第一次印入我的脑海。
作者回忆道:“搜集资料的时候,我由美国的图书馆里,找到了抗战时期崛起的女诗人郑敏的作品,即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本。当时我惊喜交集。喜的是,在海外竟能找到这三十多年前的版本;惊的是,这么出色的诗人,我在台湾由小学念完大学,居然听都没听过她的大名。我们把郑敏与冰心、白薇及台湾女诗人林泠、囗虹等的诗,都译成英文,收在那本集子里。更没想到的是,九年后的今天,欣闻郑敏的消息,知道她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并且还能读到她的近作”。
郑敏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教授西方文学。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她的家住在清华大学职工宿舍一座普通的楼房里。因身体不好,多年蛰居家中,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写诗是她的爱好,是她生活上的需要、一种美的陶冶和享受。她拿出一本厚厚的诗稿给我看,我和她一起品尝几十年来生活中、事业上的欢快、幸福、痛苦和辛酸……
1979年秋天,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氵是、陈敬容等几位老诗人为编辑《九叶集》找到郑敏,他们举行了平生第一次集会。这些诗人早在四十年代就情趣相投,风格相近,相识相知了。围绕着当时上海、北平、天津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诗创造》、《中国新诗》、《文学杂志》、《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汇报·笔会》而形成一个流派,但由于环境困厄,却未能聚集一堂。这次集会,大家颇为激动,无限感慨。郑敏在回家的路上构思了她沉默二十多年后的第一首诗,表达了由衷的兴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绿了,绿了,柳丝在颤抖
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过枝头。
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她,
这轻盈的精灵,你在哪儿?在哪儿?
“在这儿,就在你心头,”她轻声回答。
……
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
哪里有绿色的春天,
哪儿就有你,
就在我的心里,你永远在我的心里,
……
有你在我身边,我将幸福地前去……
从此,郑敏在阔别了二十年后的诗坛上,又公开露面了,在《诗刊》、《海韵》、《八方》等海内外刊物上,不时地见到她的新作。在沉默的日子里,郑敏共写了百余首诗,有不少没有发表。她说:“这些诗,只是我心灵上的点点火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拿出来发表,只是想把它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也好嘛!”这些诗中有白描式的写景状物,也有含情脉脉的絮语抒情;有对善恶、美丑的赞颂和鞭挞;也有对人生意义的回顾和探求;有低回的纤弱之音,也有激昂、振奋的高歌。
我和郑敏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衣着打扮,房间陈设,都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对于西方哲学及文学的深厚造诣,培育了诗人的性格,形成了有特色的诗风——细致、缓慢、蕴藉、含蓄。诗人善于在具体、丰富、新颖的意象中,展开联想翩翩的画幅,把人们带到清新、深沉的境界中去,人生的哲理寓于其中。
二
郑敏生于1920年9月18日。祖籍为福建闽侯。父亲是留法学生,回国后在河南省六河沟煤矿任工程师。六河沟煤矿地处山区,周围是贫苦的农村,农民住的是破烂的窑洞,而郑敏的家却住在矿区城市化的洋房里。他们一家与穷苦的矿工几乎毫无联系。那时煤矿的设备极其落后,工人的生活更是目不忍睹。这一切,在郑敏的幼年生活中投下了磨灭不掉的阴影,旧中国的贫穷、饥饿、兵荒马乱、满目疮痍,勾勒了她记忆中的画幅。
在这狭小的生活圈子中,郑敏没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更没有跟自己一块嘻笑打闹的小伙伴。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年近半百的保姆,高兴的时候,她跟保姆一块说笑、玩耍;寂寞的时候,她依偎在保姆的身旁,听她谈天说地。她的保姆是北京旗人,知道不少北京城里的趣闻,郑敏百听不厌。她从这些故事中寻找欢乐,发泄忧愁。这些人、这些事,成了她幼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郑敏长到十岁,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但她的智力还未得到开发。为了上学,这年夏天,郑敏跟随母亲回到北京居住。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确是太迟了。按照年龄和个头,她被编入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上课。学习一段时间下来,成绩很差,免强跟班也不可能,周围的同学们又常常嘲笑取闹她。这对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不愉快的学习生活大大刺激了她,她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郑敏补习小学课程,母亲倾尽全力为这朵迟开的花浇水、施肥。郑敏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她转了学,到了新学校,郑敏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她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北京的生活留给郑敏的记忆是深刻的。她每天坐洋车去上学,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她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郑敏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郑敏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