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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语言，这些描写都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作品的背景、人物、性格、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不是文字游戏），没有成功的语言，便没有风格，没有成功的艺术。仅从这里顺手拈来的例子，可以看出柳溪语言运用上的功力。
八
由于历史的原因，柳溪后来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她的《生涯》、《四姐妹》、《彩凤凰》，都是跨度大、背景广、人物多，维系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如同一组生活和时代色彩浓烈的油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兴衰、个人的沉浮，还可以看出国家命运的变迁。
柳溪说，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那一群性格各异、鲜明、丰满的女性形象，就是她中篇小说的主要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孔雀东南飞》，到《窦娥冤》、《西厢记》、《红楼梦》，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学，关于女性命运的诗歌、戏剧、小说，可以开列出很长很长的书单。妇女是社会的两个主人之一，是人类历史两个缔造者之一，但是她的命运，几乎从来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谁能同母亲、爱情、家庭分开。作为“人学”的文学，带着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感情色彩，关心她，歌颂她，表现她，则是义不容辞的、天经地义的力。柳溪的经历和遭际，决定了她后半生创作的题材。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地域性、社会性、时代性，制约着人物的性格、思想、观点、感情，因此，“人”便永远不会是一种模式。于是，柳溪笔下便有了吉悒兰、高婵、高婕、高妤、素娥，以及高殿臣的几个老婆等等不同的女性形象。“我们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柳溪，看到了她的思想，气质，生活态度，政治观点，爱与憎，喜与忧”（刘锡诚：《在重新执笔之后——读柳溪中篇小说有感》）。是的，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感情和血泪”，更看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由许多人组合起来的命运。
《生涯》，作者是以泣血泪的感情，悲怆地写下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吉悒兰的旷世苦难，从社会的角度，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历史。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岁月里，吉悒兰在死神面前，似乎是于弥留之际那种昏沉的思绪里，像梦一样回忆了苦多乐少的一生。她一生下，就死了母亲，于是便开始了白眼和打骂的折磨，还当过人家的使女；但她反抗过，寻过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超龄好几岁的情况下上了小学，从此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但又进入了不幸的青年时代。她的恋爱生活，不是上当受骗，就是被抛弃。她向往革命，追求光明。参加革命后，那个分配给她的丈夫，竟在她政治上受屈辱的时候，落井下石，残酷地践踏道德和良心，以“假离婚”的欺骗手段，使她失去了家庭和子女。婚变给她的灵魂带来了至深的创伤。接踵而至的，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劳改、大病、血崩和那魔鬼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特殊而真实”的人物的一生。
善良的吉悒兰，执著的感情和信念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她受污辱，受欺骗，受屈辱。这是历史的无情，社会的残忍！
但是在吉悒兰的悲剧命运中，她是一个强者。因为，从小就不屈服于后母的淫威，一直追求她所追求的一切。她一直生活在逆风和暴风中，但从来没有倒下。我喜欢吉悒兰自杀未遂后的富有个性的语口：
在外祖父家那个自灭未遂的痛苦场面，给了我这个幼小灵魂一个处世哲理：有自灭的勇气，就应该有求生的勇敢，把那股勇气运用到求生的欲念上，你就能冲破一切软弱的怯懦的念头而坚毅地活下去。这思想一直在我的心灵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我少女时代失意的痛苦，少妇时代不幸的婚变，以及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后，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灾难的漩涡，弄得家破人亡和夫离子散，我也没有再自杀过……
这是她从人生的苦酒中提炼出的认识和精神，是她性格和形象中闪光的东西。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活生生的人，作者也写了她的幼稚、上当、受骗的弱点、过失和悔恨。这，便是她——一个弱者的表现。在一种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或集团面前，个人毕竟是弱者。你即使拥有光芒万丈的真理，或是正义的化身（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真理和正义永远是强者、胜利者），在短暂的时间或时期，也很难扭转颠倒的乾坤。吉悒兰曾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牺牲者”中的代表，最后，她只是个被解放的“胜利者”。假如不是十月的春雷劈开了暗夜，那轮光芒四射的新太阳，也不会冲过云海，喷薄而出，吉悒兰也不可能得到新生。
柳溪的《生涯》，具有最明显的“自传性”。这从主人公吉悒兰身上，一眼便能看见作者的影子（当然，《四姐妹》中也有作者的家世，高婕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但我们不能说，这位文学形象就是柳溪，那样就会降低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柳溪本人在其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说：“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我这个落伍掉队的女兵，自然也不例外。读者可以从中听到我真诚的呼喊。”又说：“《生涯》，可以说是我的'自传性'小说，而'自传性'，并不等于就是'自传'，它毫无例外地是进行了某些符合文学规律的艺术加工。……我想，文学作品它自然是描绘人生的，甚至也写了作者一些个人遭遇中的悲欢离合，但它仍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实的传记。”这是作者坦诚的自白。作家冯骥才在柳溪的《关于中篇小说〈生涯〉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自传性小说时写道：“……自传性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大都是作家亲自经历过的、切肤感受过的、浸透着本人的真情实感。对人物、场景、环境、心理的描写，常常不靠想象，而凭回忆。各种细节招之即来。人物都有着活生生的原型。作家写起来就会很动感情，也很便当和自如。……作家写这种小说时，只要把过去生活中闪光的、有价值的片断提出来，做些加工，连缀一起就成了。”这些意见，是颇有见地的。当然，既然是“小说”，不仅要有艺术加工，还得有顺情合理的虚构。这在创作，是允许的，必不可少的。柳溪的《生涯》，就是因为浸透了浓厚的“自传性”的色彩，又把主人公的命运融入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流程之中，才使它有了震颤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四姐妹》是《生涯》的续篇。它的背景与《生涯》基本一致，仍然是中国解放前后大动荡的社会生活，描写一个父亲、三个母亲、四个女儿这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沉浮。四个女儿是中心人物，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不同的命运，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地主官商高殿臣的四个女儿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形象。高婵，“嫡出长女”，平时总是带着她母亲的庄严，举止雍容华贵。她性格孤僻，我行我素，终生信奉独身主义和科学救国。解放前夕，当一些人纷纷逃亡美国，或想逃而不能的时候，她却抱着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的，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到北平。她说：“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我用不着问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我的信条是居里夫人的名言：科学是不分国界、阶级、种族的，科学无祖国。它应该打破狭隘的局限，服务于全人类！”作者并没有让她说大活、空话，她是一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富有正义感，喜欢高婕，讨厌高娟……
高娟，长得丰姿绰约，很会眉目传情，忸泥作态，懂得在什么场合应像花一样张开笑脸，在什么场合应庄严、肃穆。学生时代，她是有名的枝花，在去新京参加清朝末代皇帝“选妃”不中后，便与伪满大臣结婚。抗战一胜利，就急忙易主，当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第十一个小老婆。解放后，又成了新政权下共产党一位“高干夫人”。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斗争高干丈夫，划清界线，离了婚，靠上了支左联络站的军代表，于是那位海军航保处处长又成了她的丈夫。她会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极善投机，利用结婚、离婚攀龙附凤，是一个似乎永远浮在水上的漫画式的人物。
高妤，在四姐妹中最小，“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一个天之骄子！一个绝代尤物！”她当了国民党首席接收大员、行辕主任的干女儿，梦想着“参与这个世界的大变革”。她追捕过三姐高婕。到台湾后，现实使她选择了科学，抛弃了政治，定居美国，成了物理学博士。作者笔下的高妤，其性格是发展的；她作为美籍华人回国探亲，主要就是要向三姐高婕道歉、忏悔。
高婕，是《四姐妹》的主人公，作者着墨最多。她是“庶出”——姨太太、小老婆生养的。这种社会地位，给她带来的是屈辱。从出世以来，她看到的是母亲的悲苦——受欺压，挨打骂。从这样的阶级烙印里，生长的是不平，是反抗。她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的眼睛是深邃的，目光是冷峻的。她的妩媚里，透出的是忧郁、悲怆和凄婉。由于社会地位、环境（她接触过女英雄赵一曼等革命者）的影响，高婕背叛了家庭，成长为一位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新女性。她秉性勇敢，十五岁就在长春、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解放后，她走上成熟，富有坚定的自我牺牲精神，时时把握着崇高的信念，因此她才能以高尚的道德力量，毅然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石屏结婚。这样，一个冷寞的、屈辱的、被误解的、“眼泪浸泡着心的凄凉岁月”，以二十年漫长的黑色阴影，残酷地罩住了她。但她默默地奋斗着，期待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与赤诚。“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柳溪实践了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她不是把生活、人物变成作家笔下“描绘”，而是以血泪和生命去塑造，所以才有高捷等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
《四姐妹》的父亲——地主官商高殿臣，是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商业行情，是交际场中的大市侩；他一生中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爵位”，恨自己只是一个“土鳖地主”。为了挽救家庭败落的命运，他以四个玉树般美丽的女儿为钓饵，让那些有权有势的军政界的官宦人物上钩，好“有个能作威作福的乘龙快婿，管他什么伪满、中华！”他以杨玉环如何被唐明皇册封为贵妃对女儿们进行教育：“她爸爸成了老太爷，她哥哥杨国忠成了宰相，连文武百官也顶不上人家一个杨家闺女！……你们姐妹四个，要有一个成了这么显贵的一品夫人，光耀咱们高家的门庭，那我也不白来人世走这一遭啦！”当“新京”皇宫传出“选妃”“圣诏”时，高殿臣恨不得立刻携眷奔赴“满州国”应诏，为当“老国丈”，竟把家从哈尔滨搬到长春，大花“运动费”，不惜走“后门”……高殿臣是个随机应变的几朝“元老”，伪满、国民党时期他是上面的人物，共产党时期，他仍然浮在上面，成了“红色资本家”。“统战对象”。实际上，他的骨子里却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反动派！他自己曾说，他称各式各样的女婿：“有高干女婿，外国女婿，还有劳改释放的女婿……”这是一部多层次、多矛盾，纵横交织的历史！高殿臣，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管风吹浪打，成长起来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物”！
《彩凤凰》是一部农村劳动妇女高尚道德、情操的颂歌。柳溪说，它“是专门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就熟悉的妇女，而她的遭遇，又是在老解放区常见的，我为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女性流过眼泪，抱过不平，因而写起来不仅感情饱满，而且也献上了我崇敬的心情。”
小说中的葛素娥，在八年抗战中，支持丈夫参军打日本，以自己的生命，勇敢地掩护过他。她不仅承担了养育一家老小的重担，还跟着雁翎队打过伏击。然而，这位对革命有功之臣，革命胜利后她得到的却是不幸。她和进城后当了官，变了心，抛弃了她的乔振民是“抓髻”夫妻，过去非常和美，他当了八路军后，她为他站岗放哨，盖洞口，他挂了彩，为他养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乔振民被揪斗时，她不仅疼爱地可怜他，还为其申张正义：“……尽管乔振民对我没良心，我恨他，可我要说，他不是一个孬种，更不是一个叛徒！他打日本鬼子，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咧。他不是胆小鬼，怕死鬼，他身上挂过多少彩，有多少枪眼儿，我知道的最清楚……这是实际事儿！我恨他没良心，这也是实际事儿，但这是私人间的个儿，可那是革命的大事儿，不能胡编。”这些话，只有一个公正、善良、仁慈、高尚的心灵里才能流出，这些话如同雕塑家的一刀一斧，画家的一笔一抹，最后完成了这个闪光妇女的形象。葛素娥的性格也有弱点：那就是奴隶般地忍受痛苦，“打断胳膊往袖里掖，打掉了牙往肚里吞”这种从中国几千年妇女的命运中因袭下来的逆来顺受的一面。这个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描写极其细腻、准确。作者从千百万个葛素娥的命运中，把最真切、感人之处，提炼出来，诉诸笔端。在朴素、自然、抒情、清疏的文笔之中，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有着民族传统的文学形象。
在生活中，或在历史上，虽然邪恶得逞的悲剧普遍存在，但在柳溪的多数作品（如以上三部中篇小说）中，都是大团圆的结局。这从美学上，表现了中国人在艺术上的美好的善良愿望，也体现了作者美学观点及对弱者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