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吉东的处置方式比较稳妥的。那么，××、赵尚志和×××为什么要突然间来这么一下子呢？是以为谢文东这时已经知情了？或者把共产党员谢文东当作自己人了？起码后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钉钉认定刘曙华投降当了走狗、侦探，也应该先稳住他，再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这样一竿子戳过去。因为他毕竟是5军派去8军这样一支统战部队的党代表，内外有别，相当敏感，影响非同小可，还可能打草惊蛇。再联想到×××所说的刘曙华到依东后的表现，以及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说“吉东党及五军军部应注意下级干部及个别同志有意无意中破坏三军声誉或不合事实的以及不负责的批评之立场的危险倾向，尤其对革命破坏和损失（不论在党内和群众方面），如刘曙华、关书范等须予以应有的制裁”，难免让人想到其中可能掺杂了北满和吉东党之间的误会、分歧。这时的谢文东，对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没感觉吗？而感觉有时反倒不如了然于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别是对于谢文东这种疑心病挺重的人。
无论有意，或者无意，××、赵尚志和×××的这连续的两竿子，后果都是灾难性的。8军的统战工作本来就挺艰难、复杂，这下子就更艰难、复杂了，刘曙华的处境也一下子凶险起来——留待后叙。
赵尚志“应邀”过界前，“三江大讨伐”已经开始了。“治标”、“治本”，双管齐下，规模之大和残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联从此步入严冬，开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当食粮”的岁月。
有老人说，北满4个军，3个军长过界被扣，3军几个月就损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牺牲，冻死饿死，许多队伍溃散了、投降了。国歌中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时是东北抗联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反“讨伐”。笔杆子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它能宣传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可这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笔杆子不能替代枪杆子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更不用说那笔头子对着的还是自己人了。“反倾向”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赵尚志他们“倾向”到敌人那边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连裆裤吗？
枪炮声中，历史没有留下谢文东、李华堂参与这场笔战的资料。连共产党员谢文东也没有这种资格，只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倾向”呀“路线”呀，让他们参加这场笔战，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可他们明了有利于抗战的就是有益的，不利于抗战的就是有害的。当然也明了抗联的处境，也逐渐明了北满和吉东党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着的硝烟弥漫的笔墨大战。
李华堂十分敬重赵尚志，钦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干劲和战绩。周保中到下江后，很尊重李华堂，李华堂对周保中也颇有好感，许多问题求助周保中。但与谢文东的8军不同，9军始终与3军保持友好关系，未脱离联总。“奸老奤”始终记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赵尚志和3军帮助了他。他与3军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处得很好，郭铁坚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继任的魏长奎避而不见。他对北满省委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主力西征不满。而这些不满，或多或少都与对北满党内大批赵尚志的不满有关。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给省委的报告及工作提议中说：
要多向华堂同志作解释和说明北满省委现在和过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给张寿海А⒔鸩呒氨甭偈笔∥鞲涸鹜镜男拧分兴担�
八军问题的确被倾向路线闹得领导不易、复杂、辣手。
无论谢文东对赵尚志有多少不满，也无论应不应该把“奸老奤”换成“奸老谢”，像李华堂一样，在抗战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赵尚志。眼下，这些人对赵尚志这样的“共产派”尚且如此，将来又会怎样对待他这样的“民族派”呢？
“咱们的队伍还要咱们自己去说了算。”没人说谢文东的这句话是双关语，更没人说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8军、9军的溃散，是“反倾向斗争”所致。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好像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反倾向斗争”，使他们与共产党疏远了，而不是亲近了，丝毫无助于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动摇，当是无疑的吧？
整个的说来，希望东北党同志应站在党中央一致的路线下集中力量，努力冲破目前日寇向东北游击运动的各种进攻，不要离开原则立场的争论，若把党和群众隔离，党内人与人对立，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对立，谁这样做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及对三军、独立师部队目前工作活动等给侯启刚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还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认为”的，可结果又能怎样？
在这场全面否定珠汤联席会议以后的路线、策略，批判、清算“左倾”、“左倾关门主义”、“反党”、“反中央”路线及其分子的斗争中，北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师以上）中，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职，3人被严重警告。而无论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是不抗战、不打鬼子的。
从1938年初至1940年初，这场“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历时两年才告结束，而其影响为时更远。
在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战友的遗体维持呼吸运动，以求生存、战斗的岁月，这些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就在那些紧张的战斗间隙奋笔疾书。许多文件长达几千字，有的近3万字。凡是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记》的人，都清楚在同时期的文件中，这类文字所占的是种什么样的篇幅——那仅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员在内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吗？
笔者实在搞不明白（我想读者也是一样），可以不记旧仇夙怨，跟曾经反共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甚至“抗日反满不并提”，期望把汉奸都统战过来，而对赵尚志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却容不得呢？
历史的事实是，一些似乎只能几笔带过，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记取的教训。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那本《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称这场笔战为“吉东、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傻老赵？精老赵？
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级同志如马德山、徐光海、六军五师高主任以及三军各干部所说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见书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话，不能提出来吧？”
现在，让我们端详、解读一下早已远去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被各种强光灯追撵着聚焦的赵尚志。
难得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顺情说好话的侯启刚说：“尚志同志最聪明，记忆力最好。”
聪明（有人还说“绝顶聪明”）、自信、刚毅、果断，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简单、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二话。有时果断就成了武断，自信就成了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又因为他常常是对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从，习惯于跟他走。另一种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着他。他没有架子，那些好端着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没了架子。他好像有种天生的魅力、威严，使人折服，或者慑服。他永远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核心，连在异国蹲洋“笆篱子”，笔锋也得围绕着他转。
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像在省执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认为冯仲云等人动摇、调和，说这些人“没有信念”，他对会议“没有信心”，“不断暴发皮气，弄个性”。会议专门通过《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指出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个人的骄纵”。而他也“完全承认自己在过去所有一切错误与缺点，并郑重接受大会同志们的批评，要彻底克服纠正自己的错误及缺点”，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军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山林队，即胡子。赵尚志可谓与山林队打交道最多的军长之一，不可否认他和3军在这方面的成绩。胡子的劣根性，纪律败坏，打赢不打输，经常帮倒忙，特别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是后来祁致中被错杀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经济纠纷中，8军的一些人在山林队中散布“3军好缴械”，当然别有用心，甚至不无祸心。“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甚至敢攻击游击队、侵扰游击区的山林队，也从未客气过。
问题还在于他的错误，几乎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也不想掩饰什么。像“目前总的口号是一切都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只要站在这一观点下，即便有某一个分子倒了血霉，那是在今日东北的形势下免不了的，这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这话就写在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中。
珠汤联席会议，对旧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认，由自己去找上级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召开省执委扩大会时，那组织路线已经明朗了，批评那几处硬伤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缓些？你赵尚志也不是没吃过“黄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同志意见书，当然是不无瑕疵，在某些地方有与事是（实）不符的和比较有过火的，如认为尚志同志是反党的阴谋家。
这是1938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中的文字。
无论此前对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意见，他毕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有他的光荣不朽的成绩”，突然戴上一顶“反党的阴谋家”的帽子，是显得突兀，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随着大量的“错误”、“罪行”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即便老练如金策，又能说出什么呢？分散游击，天各一方，谁知道赵尚志都干了些什么反党的阴谋勾当呀？
下江特委为3军一支部队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队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两个干部吊起来打，赵尚志亲自指挥，让人拿小刀一块块往下割肉。笔者采访时听到此事，当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诉笔者，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有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这件事与赵尚志无关，他不在场，不知道。
前面说了，本书引用的文件，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局限，并不都是十分准确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讹传讹。同样，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但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赵尚志不在场、不知道，由于某种不便说出来的原因，笔者却敢断言是绝对准确、可靠的。
前面引用过的《×××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三六军下层中要普遍开展反恐怖动摇的斗争，特别要揭穿赵尚志、戴鸣书等逃跑的罪状，不必犹豫。”赵尚志过界后被关押难为人知，过界后就不想回来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可赵尚志为何过界和怎样过界的，×××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这么说吗？
“我们永不能忘：北满党是被‘左’倾关门主义统治了二年。”（从1936年开始的两年——笔者）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由于队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北满党长期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并不止上述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够衔接、连缀、组合得起来吗？
有人说，如果赵尚志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活活气死？
1937年2月14日，《侯启刚为游击运动和收缴义勇军武装问题给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无条件拥护你的意见的人”，提醒赵尚志：
我意当这样重大关头，你却不需要光从事于英勇突击了，你静心想想，你在北满反日工作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真是间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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