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父母来说，现实就摆在眼前，一点也不浪漫。他们并不是由于不喜欢各种消遣活动才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严格区分群体娱乐和自娱自乐。这一点即使是在经常演出的广播剧和各种竞技表演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也许更有必要，他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参与比作为一个被动的欣赏者要好。有时我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感到厌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义。
有时我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滩。这时同样强调亲身积极参加活动，而不是闲坐着胡思乱想。我们住在可以自己做饭的客房里，这种办法更经济些。早上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园里去做早操。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有水桶，有铲子，当然还有海滩。晚上我们去观看各种杂耍表演，有小丑、魔术、杂技，有老式的演唱，还有口技。这些节目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非常纯真无暇的。观众很多，我们参加了亨利。霍尔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认为这类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件事本身说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斯蒂芬森外祖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去看这类演出。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10岁那年。
这样说可能使人听起来觉得外祖母是个很刻板的人。其实并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的着装符合当时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总是穿一件很长的黑色缎袍，上面缀满珠子。在炎热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们的房间来，给我们讲她当少女时的故事。她也讲老奶奶喜欢讲的故事，吓得我们皮肤发麻，譬如说蠼螋会钻到你的皮肤下边，你会生痈。外祖母是个闲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她去世时86岁，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当时的习惯，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办完丧事并且清理运走了外祖母的遗物我才回来。事实上，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天经历的记忆。我的感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当我们的店半天营业时，母亲和我就去给外祖母扫墓。我没有见到过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只见过罗伯茨祖母两次，那是去北安普敦的林斯特德度假的时候。她不像斯蒂芬森外祖母那么有派头，她是个忙忙碌碌非常活跃的小个子老太太，把家里的花园整修得很好。我仍然记得她在楼上的储藏室里储存了许多带橘子味的苹果，她让我和我姐姐挑选最好的吃。
我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保龄球手，他吸烟（这对他很不利，他的肺不好），他的其他爱好和娱乐都与他的工作相结合。我们家里没有酒，直到大战结束父亲当了市长后我们家才有酒，而且只有雪利酒和樱桃白兰地酒。不知为什么我们家认为这比仅用白兰地招待客人要体面。（后来多年的竞选活动使我知道樱桃白兰地对嗓子有益。）
像镇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样，我父亲也是扶轮社成员。扶轮社的信条是“服务至上”，这一点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在扶轮社的集会上经常讲话，而且善于雄辩。我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他讲话的长篇报道。扶轮社经常为镇上的各种慈善机构募捐。我父亲不仅参加教会发起的募捐，而且作为市议员或以个人名义参加募捐。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圣诞儿童救助团募捐，这时我穿上妈妈给我做的参加晚会用的漂亮裙子，为生活困难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学校。我很幸运，我上学的亨廷托尔路小学在镇上很有名气。校舍很新，教师也很出色。我开始上学时我的父母已经教我学会了简单的阅读，我很小就很爱学习，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样，那段时间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我记得5岁时老师叫我读WRAP这个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我读对了，但我认为“他们总是把最难的给我做”。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谚语”的神秘。我那时已经形成了逻辑思维和按字面思考的习惯，这一点恐怕至今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对“三思后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跃之前先看好地势。我认为说过街前先看好路更好。这样说更务实，因为我上学的路很危险。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我以胜利的姿态指出，这个谚语与“犹豫者一事无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时我初次接触到基普林的作品。他于1936年1月逝世。一读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诗歌和小说吸引住了。当圣诞节来临时，我经常要求父母给我买一本基普林的书作为礼物。他的诗歌很通俗，把儿童带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实际上是带入许多个更宽广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日常工作，英国历史以及动物世界。像后来接触到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基普林向人们揭示了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生活梦幻。到这时，我的阅读范围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无疑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时有表现。我仍然记得，有一次写关于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乡愁”这个词，有人指责我抄袭，我孩子气十足，火冒三丈。其实我是信手拈来，随机运用。
离开亨廷托尔路小学后，我到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学校读书。学校在镇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用餐节省些。我每天来回走4英里路。我们的校服颜色是海军蓝，所以人们称我们“穿蓝校服的女生”。（当伦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争期间撤到格兰瑟姆时，人们称她们“穿绿校服的女生”。）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威廉斯女士。她个子矮小，为人正直，头发灰白。她于1910年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任校长，她为学校立了一些规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学业多么好，都必须在4个学年中学习家政。到我上学时，她的不动声色的权威已经在学校里主导一切。我非常羡慕她在重要场合的特殊着装，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颁奖仪式。这时她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做工很细，看起来极为高雅。但是，她很讲究实际。她告诫我们，用同样多的钱，宁可买质量好的棉制品，也不要买质量差的丝制品。“不要贪便宜买一件皮毛大衣，其实买一件剪裁得体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内追求好的质量。
我们的老师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全体居民的高度敬佩。我们的学校不大，有350个女生，我们认识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认识。女生们一般来自中产阶级，但家庭职业相当广泛，有的在城镇，有的在农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从1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来上学。她的父亲从事建筑业。我有时到她家去住，她的双亲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多受教育。他们带着我们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种野花、小鸟和鸟的歌声。
我们的历史老师哈丁小姐讲课特别引人入胜。她使我领略到历史课的韵味。不幸的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多年以后，我在担任首相期间曾到充满悲苍的加利波利战场上散步，这时我又想起了她讲述的达达尼尔战役。
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还是化学老师凯女士。后来我决定专修化学。即使在战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读自然科学的女生也并不少见。一些关于科学突破的报道助长了我对自然科学的夭生爱好，如原子的裂变，关于塑料的研究开发。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界正在展现。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自己谋生，看来从事自然科学是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我的父亲13岁时辍学，他决心弥补这个损失，要我抓住每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起去诺丁汉大学听关于当前国际事务的课外讲座。这类讲座在格兰瑟姆经常举行。讲完课后有一段活泼生动的提问时间，我和其他许多人参加。我特别记得驻在当地的空军中校米林顿的提问。他后来在战争结束前的一次补选中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中为一个中产阶级抗议政党共同富裕党夺取了切姆斯福德选区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业。战争期间，卡姆登学校的女生撤退到格兰瑟姆后，学校实行倒班制，因此周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他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读过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不懂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这一点很快得到补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还鼓励我读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当然还有狄更斯。《双城记》政治色彩很浓，我也最喜欢。我的父亲订阅一份哲学杂志《希伯特》。我尽管努力去读，仍觉得很费劲。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学校还有格兰瑟姆镇的居民。我们为我们的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个镇上生活感到非常高兴。格兰瑟姆始建于萨克逊时代，而丹麦人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在12世纪期间，北大路改道，从镇中穿过，从此地图上标明了格兰瑟姆的位置。交通运输一直是该镇的生命线。18世纪时开凿了运河，把焦炭、煤和石头运进格兰瑟姆，把玉米、麦芽、面粉和羊毛运出去，但格兰瑟姆大规模的发展还是在1850年修建了铁路之后。
我已经提到过我们镇上最宏伟的建筑，那就是圣沃尔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镇的各处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建筑还是金碧辉煌的市政厅以及耸立在它前面的格兰瑟姆最有名的儿子伊萨克·牛顿爵士的塑像。这里地处圣彼得山，阵亡者纪念日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向圣沃尔夫拉姆教堂行进。我通常是在市政厅的大厅里从窗口观看游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军和机车厂的乐队，后边是市长、高级参议员和市议员，他们穿着长袍，佩戴着徽饰。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女童子军、幼年童子军、男童子军、互济会、扶轮社、商会、工人俱乐部、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士兵、空军、红十字会、圣约翰急救中心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依次行进，使我们的市民生活丰富多采。圣诞节后的次日是合礼节，这一天我们到圣彼得山上观看穿粉红外套的贝尔瓦狩猎俱乐部会员的集会表演，他们退场时我们为他们欢呼。集会后他们有喝烈性酒的传统。
1935年对格兰瑟姆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特别值得纪念。我们庆祝了乔治五世国王的银婚和格兰瑟姆建市100周年。还有布朗洛勋爵当选市长。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纳斯家族（拉特兰勋爵）是该镇最为显赫的赞护人。镇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鲜艳的蓝色和金黄色旗子装饰起来。蓝色和金黄色是当地喜欢的颜色。各条街道竞相争艳。我记得，有一条住着最穷的人的街道叫沃里·考特街，那里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装饰得最为引人注目。管弦乐队和格兰瑟姆的“狂欢节乐队”全天演奏，他们大胆吸收并革新美国乐曲，称为“格兰瑟姆姜汁面包”的乐曲增添了庆祝活动的欢乐气氛。各学校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露天表演，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进，男生文法学校校长的夫人出席观礼。我们组成格兰瑟姆这个字，我正好是M这个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亲先后担任市议员、市财政委员会主席、高级参议员，最后于1945——46年担任市长。这意味着我会听到大量的本镇发生的事情以及有关的人。参与政治是市民的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党市议员受到尊敬，他们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厅或竞选期间斗争多么激烈，他们都到我们店来买东西，没有党派之间的嫉恨。我的父亲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这种高见在政治家中是少见的。把他的政治观点描述为“老式的自由主义”也许最为贴切。要有个人责任感，这简直是他的口号。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他非常推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论自由》。像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看来似乎不能接受自由党的集体主义。他是作为纳税人的候选人竞选市议员的。那时，在综合性学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在工党政治进入地方政府之前，人们认为地方市政会工作没有党派性。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我仍然记得，1952年工党在市政会选举中获胜，父亲作为高级参议员候选人落选，我很伤心。这件事当时受到严厉谴责，认为是置政党于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不失体面的表现。市政会选举结束后，他站起来说：“自从我荣幸地穿上市议员的礼服，已有将近9年的时间，现在当我脱下礼服时，我仍然荣幸地寄予信任。”此后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对手给他的信。他发表声明说：“尽管我摔倒了，但我并没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觉是，进入市政会和离开市政会，我都处之泰然。”许多年以后，类似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我把他离开公众生活时的做法作为我的榜样。
但这是后话。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和我父亲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知识和公众事务的渴望。我认为我们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灵通。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纪实》、《邮画》、《约翰·奥伦敦周刊》。当我还是孩提时，我们阅读《儿童报》。有时我们也阅读《泰晤士报》。
有一天我父亲购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菲利浦牌的，现在有时在不太富丽堂皇的古玩店里还能看到。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计划，我激动地从学校跑回家。没有使我失望，收音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的生活节奏就不再仅仅是扶轮社、教堂和我们的商店，而是收音机广播的新闻。而且不仅仅是新闻。在战争期间，星期日9点钟新闻后，有一个“播后评论”栏目，是一个短小的专题谈话，经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