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来到隔壁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说。几名听到这场演说的记者都赞不绝口。但由于没有写下来，这场演说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总的来说，1976年常规的政党政治充满挫折而义毫无结果。尽管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工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也在消失，政府还是步履瞒跚。我们对英国职工大会采取了开放的举动，但陷入了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起了我国的经济政策，极度危机的气氛开始缓和。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事业正有所起色。
第五节 高屋建瓴
1976年年会前夕，我们发表了《正确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阐述了新保守主义。该文确实通俗易懂，并且至少从文笔上来说，可与《我们盟友的变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称战后保守党发表的写得最好的文件。这得归功于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他们和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及吉姆·普赖尔一起起草了这份文件。
我们内部已就收入政策达成一致，这也有助于这份文件的成功。1976年5月，杰弗里·豪向“弓组织”（一个保守党的骨干小组）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一条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线”，而《正确的思路》一文遵循了这条“路线”。文件指出价格和收入政策并不能从长期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同时又表示“断然地永久地”否认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们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综合治理”。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折衷说法，但暂时来说却迎合了众人的口味。
但《正确的思路》一丈的成功根本上还在于它着重论述了大的命题，重申了我们的路子与社会主义的路子的不同之处。该文受到新闻界的好评，这并不是因为我和同事们事先花了相当的精力向编辑们解释它，而是该文开篇部分自信而又充满权威的口吻给了批评家们一个惊喜，它一扫他们对日复一日的政治内讧及政府总是对不断变化“标准”乐此不疲的印象，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眼界。
《正确的思路》一文的成功揭示出在这整个时期存在着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矛盾现象。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特别成功的反对党。我们内部不时有纷争，在众议院尤其不顺利，而且我们没能抓住政府犯的错误好好地做文章。但是从更高信仰、决心和哲学层次来说，我们却做得极有成效。我们正在赢得思想领域战斗的成功，这不但是赢得选举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变革和赢得持久的广泛的支持所必须的。
基思·约瑟夫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得出的论点。他3月份在哈罗公学做了一次演讲，迎头痛击了政府关于有必要以高额的公共支出来维持高水平就业的论断。事实正如基思指出：
政府超支一直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立刻砍掉失控的国家开支，这样才能恢复高水平的稳定就业……在受政府保护的职位上每多一个保罗，就使几个彼得因此失业而去领救济。为使每一个消耗财富的公共部门的保罗保住他们那人为的工作，就得有几个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彼得失去工作。保住的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则是无名的、分散的。
几个月后，基思在斯托克顿的讲话以《货币主义之不足》为标题出版时我为它写了序言。由于货币主义远没有被影子内阁的多数成员接受，这个标题意在采取一种大胆的方式表达一个重要的真理：仅仅采取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货币政策确实会降低通货膨胀。但如果我们同时无法减少政府开支和公债，那整个经济紧缩的不利后果就会落到创造财富的私育部门身上。
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帮助基思准备他的斯托克顿讲演。在我起草1977年3月14日（星期一）向苏黎世经济学会的讲话时，他也助了我一臂之力。尽管演说在瑞士进行，但主要还是针对国内听众。艾尔弗雷德和我花了很大功夫准备讲稿，尽管英国正处在经济危机中，文章对英国的未来仍持乐观态度，我们论述道：
现在的潮流转向反对集体主义……这种转变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挫败经历引起人们的反感而产生的。潮流总是背向失败者的。但它不会自动地把我们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应该由我们来提出思想和政治方向……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失去了势头。但如果我们抓住了它，在本世纪最后的1／4时间里，一场不逊于我们悠久而优秀的历史的复兴运动将蓬勃兴起。
这次演说打动了苏黎世的银行家们。卡罗尔和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及埃莉诺·格洛弗也在其中。道格拉斯多年来任奥姆斯科克地区的议员。但关键还得看演说在伦敦的反响如何。其实，此时对我来说着手发展高层理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低层次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我们已遇到了足够多的麻烦。
我已描写过了正在席卷英国的经济危机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策略上的难题。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对工党的信任危机日益发展，民意调查显示我们领先十几个百分点。不久，在北沃尔索尔和沃肯顿的补缺选举中我们大幅度的胜利将进一步证实这种局势。正在这个紧要关头，保守党内部一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在胜利的关口走向挫败的人又谈起了联合政府。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号召成立一个“全国团结的政府”。看来谁被召回来领导这个政府他心中也是有数的。我想我得去和他谈谈，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安排在凯瑟琳一普雷斯的莫里斯·麦克米伦家里会面。我到得早，就在楼上起居室里等着。我听见莫里斯的父亲到了，他问：“电话来了吗？”莫里斯回答说：“没有，还没来。”他不得不勉强应付我。我们的见面是愉快的，但毫无结果，麦克米伦敦促我不要在危机时期对政府太挑剔。最后他打的唯一一个电话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电话。
这时我决定进行一些自己想要进行的变革。雷吉·莫德林做为影子内阁成员和外交大臣的所做所为一直令我为难。他既不同意我在外交事务上的做法，而且他越来越不愿掩饰他对我的不满。他只好靠边站了。当我告诉他他得离开时，他尽其所能无礼地发作了一通。但他还是离开了。
我还想把迈克尔·赫塞尔廷调出工业部门并以约翰·比芬取代他。前者只要不作出过份的反应，就是一条挥向政府的有效的鞭子。迈克尔显然对在工业部的工作极其热心。麻烦的是他看问题的方式和我截然不同，而且也没有一丝保守党的味道。例如，在1976年1月，他发表演说谴责工党政府部长们不经常开会以便“达成一致并制定国家工业战略”。他实际上似乎是批评工党干预工业时挑选的对象都是亏损户，而他干预工业时将会挑选盈利户。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政府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谁会亏损谁会盈利。这样就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干预经济，证实自己的判断。这种做法是揩整个经济的油。同样的，当我要求迈克尔离开工业部去环保部就职时，他说他不愿去。我派我的议会私人秘书约翰·斯坦利———个很了解他的人去和他谈。迈克尔勉强同意让位给约翰·比芬，前提是一旦我们掌权，不要安排他担任环保大臣。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步骤就可以进行下去了。我让约翰·戴维斯取代雷吉掌管外交事务。约翰·戴维斯一直工作努力，成绩卓著，直至不幸病倒。
由于越来越有可能不久我们就会被要求组织政府，所以拥有一支活跃高效的前座议员队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12月15日星期三，丹尼斯·希利进一步提出了一项小型预算。他宣布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债，并作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的一个部分提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尽管表述时用的是国内信贷扩张度这个术语）的目标。这事实上正是基思·约瑟夫和我笃信的那种货币主义的举措，这么做从右的方面绕开了我自己影子内阁中那些还固守凯恩斯过时的需求管理理论的假药方。按照我们决定的不反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一原则，我们在对这些举措投票时弃了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政府采取的一揽子计划是一个转折点，在此新的金融秩序下经济开始复苏。从政党政治角度讲，这令我们喜忧参半。忧的是，对政府经济管理的不满将减少，人们又可能重新支持工党。喜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说社会主义做为经济信条完全失败了，甚至社会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接受保守党所描绘的现实了。至于这一切对选举结果的具体影响，我们还得走着瞧。
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拥有压倒性的多数。没有人知道在一项具体问题上小党的议员们会如何投票。甚至我们这些有议会督导员报告议会票数动态信息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国内保守党的支持者们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政府致命一击促成一次大选。事实上，1977年2月22日星期二，政府在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法案截止审议时已经被打败。由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已没有任何立即赢得“权力下放”的希望，这使得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们收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一场新的议会危机——政府不再拥有效工作的多数——摆在我们面前。
第六节 自由党与工党结盟
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结果之前，有必要从头追述一下关于“权力下放”之争的一些背景，这场争论此后还将以更猛烈的势头再次出现。这场争端——至少到19——79年3月的最终结局前——已经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的麻烦。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曾经一度获得很多支持——事后表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在1968年5月的苏格兰党大会上，特德曾承诺说将在苏格兰下放权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众多保守党人大吃一惊，甚至包括那些在苏格兰的保守党人。我从不欣赏这项政策，而且整个英国保守党一般对此也不热情。但特德坚持这么做。他设立了一个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详细的计划。亚历克的建议于1970年普选前在苏格兰党会议上通过，并写进了宣言中（对威尔士没有权力下放的承诺）。然而在1970—74年我们党执政期间对“权力下放”的承诺却不怎么提了。尽管基尔布兰顿皇家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详尽的权力下放方案并于1973年10月提出报告，我党二月宣言只承诺研究一下这份报告，而工党则承诺他们将就此事立法。
大选后，特德坚信我党应该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以此赢回对我们的支持，并任命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为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来负责此事。在5月份的苏格兰党会上，特德重申了我们“权力下放”的政策，允诺由北海油田款项资助一个苏格兰发展基金，这比霍姆在资金方面的建议内容还过份）在这项政策基础上，我们致力于1974年10月后举行的选举——尽管我们提出了众多权力下放的措施，我们在苏格兰的支持却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选中排在第三位。
对于我们党采取的这种新政策的忧虑从来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包括我的老朋友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他们从1974年10月后开始大声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建议将威胁而不是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与工党采取同样的战略，更不要说提出更甚于工党的提议。而苏格兰党本身意见也是极不统一，代表基层意见的“权力下放”反对者和左倾苏格兰党领袖象艾历史·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费金和乔治·杨格等人意见相左。
这就是我刚坐上党魁的交椅时留给我的摊子。特德把我党尬尴地挂在了这个极其令人痛苦的大钩上，留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把它解下来，作为一个本能的保守统一党人，我不喜欢“权力下放”的承诺。但我意识到对这项计划已进行了巨大投资，我已无法立刻改变政策方向。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多人辞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暂时我只得接受现状。
我让威利·怀特洛领导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政策小组。在影子内阁内，我们及时讨论了威利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的提议，井同意他们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我们没有承诺采取这一制度不少主张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想要实行比例代表制，他们害怕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他们似乎并不厌恶将来在南部或北部实行政治联盟制度，对此，我并不为之所动。
1975年5月，在丹迪召开的苏格兰党大会上，我尽可能简短地重复了对其建立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承诺。与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谈话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苏格兰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的领袖们意见极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兰保守党议员们开始对苏格兰权力下放表示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联合王国的团结有不利影响，此外，他们的疑问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础：如果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又同时留有现在的（众多的）议席份额的话，它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拥有过多的代表。另外，工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因有异议而相持不下，显然“权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个有利于使政府为难的课题。我和后座议员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顾虑。这更加剧了我的忧虑。到1975年底，后座议员们持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立场。此时，亚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马尔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脱离实际，竟想出了设立独立的苏格兰行政机构这一主意。这进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议，把我们带到了工党的策略范围中去。
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11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