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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和我在贝尔格莱德铁托的家里拜访了他。他的个性很强，保持着某些对于他过去火焰似游击队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无疑丢弃了说明他战后统治地位的内在的坚强。我们讨论了关于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关于他身后之事这个隐隐呈现的问题没有包括在我们的会谈中。也许他早已断定，尽管有宪法规定的一切详尽的保证条款，这还确实将会是场大灾难。
在我启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要求我向铁托提出密络凡·德热拉斯案件问题，后者是铁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来一直批评国内事务。德热拉斯是最近获释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据我所知是继续受到骚扰的对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会消声匿迹回到监狱中去。我决定放一炮试探一下铁托的态度。我假装天真他说我对德热拉斯获释感到非常高兴。铁托对我怒目而视。
“是的，他已出来了。”总统说，“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继续扰乱我们的宪法，他就会径直走回监狱去。”
“哟，”我回答说，“像德热拉斯这样的人在监狱中将比在监狱外对你造成更多的伤害”。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插话说，“她说得对，你是知道的。”
铁托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转而谈论其他事情之前暂停了一会儿。据我所知，德热拉斯呆在监狱外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斯洛沃丹·米洛塞维奇的统治下，他为了独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骚扰。
从1977年底直至1979年6月大选，通过阅读与讨论对外政策，我认为没有什么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断与分析。英国、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反对同苏联进一步妥协的态度不断强硬起来。苏联人自己在对付内部不同意见和对外冒险活动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不谨慎。到这时非洲之角已经引起了苏联的野心：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和门格斯图上校已经开始同索马里进行一场长期战争。1978年4月苏联利用假情报获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总统宣布推迟生产中子弹，中子弹本来也许有助于实现欧洲的军事均势。次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里·奥洛夫被判入狱7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以监督赫尔辛基协议执行的情况。7月间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尔·萨兰斯基和亚厉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动反苏”分别被判人狱和到劳动营服役13年和8年之久。对于任何自由之友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由于处于在野的地位我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一情况。
实际上，虽然我在当时并不明了，有3个事态发展正在展示出阻挡苏联推进的长远前景。第一个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事态是他们已经变得过于傲慢。极权主义者蔑视反对者是一种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苏联人相信，西方政治家们的失败表明西方国家的人民已屈从于失败。如果稍微讲求一下方式并多一点深谋远虑，苏联领导人本来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们的做法，尤其是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应并最后摧毁了苏联。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1978年9月一位波兰人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将会在东欧点燃一场从根本上震憾苏联帝国的革命。
最后是罗纳德·里根出来认真地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我在197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曾见到过里根州长。甚至在那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后对罗纳德·里根刚刚在军事研究院发表的卓越讲话赞不绝口。我亲自阅读了该讲话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说的意思。当我们见面对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随后的岁月中我阅读过他的讲话，这些讲话把减税视为创造财富之本，主张用加强防务取代缓和。我还阅读过他隔周一次向加利福尼亚州人民广播的许多讲话稿（他的新闻秘书定期寄给我）。这些讲话我全都同意。1978年11月在英国下议院我的的办公室内我们再次见了面。
在早期，许多美国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国选民，认为罗纳德·里根是个不能认真对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个地方听说过这一点）。现在他被许多富有思想的共和党人看作他们返回白宫的最佳入门券。罗纳德·里根无论取得什么经验，他都不是以牺牲他的信念为代价而这样做的。我发现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坚定了。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在思考如果这样一个人是美国总统的话，情况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1978年11月这样的前景似乎还很渺茫。
第三节 中东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袭击以色列的那场打得很艰苦的赎罪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东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欧佩克（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强制实行的削减石油产量、石油价格的飞涨和针对与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产国的有选择的禁运，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准依赖于无法预言的中东政治，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第二，虽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并把叙利亚军队赶到离大马士革25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比他们1967年那次打得好些，苏联人也威胁说要派军队去执行“维持和平”任务6第三，美国作出的反应是要在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从现在起，美国的外交活动成了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首要外部力量。这些活动由基辛格博士开始并由卡特总统继续进行。
对于像叙利亚、埃及和约旦这样的国家来说，而且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来说，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虽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国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从现实出发其中没有哪一项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用武装力量实现那些在寻求同以色列达成协议方面被证明是最持合作态度的国家，很可能获得美国对它们的经济的额外津贴，它们的经济由于沉重的战备需求和大量的社会主义措施而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由于对“阿拉伯事业”所承担的义务，而隐蔽或者至少是被掩盖起来的天然竞争者就露头了。这就是我于1976年：月访问埃及和叙利亚以及3月访问以色列时的中东背景。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东国家的眼里英国的政治家们明显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内阁内部，我恐怕是少数派，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传统政权都怀有强烈的尊敬与钦佩的感情。我的多数同僚都是传统的保守党“阿拉伯派”，虽然在议会党团较年轻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为追求国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英国的犹太人集团密切地注视着各党派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有言论。因此，当雷吉·莫德林在1975年11月的一次下院辩论会上要求英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成立巴勒斯坦国时，党就受到公开分裂的威胁，人们对我也甚为不满。
我决定在芬奇利的前犹太军人的一次集会上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保守党认为任何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必须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42号决议为基础，该决议本身强调两项根本要求：“从最近冲突中（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被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装力量”；和承认该地区各个国家拥有“在没有威胁和武力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我补充说，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和声称为任何事业服务的恐怖主义。
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立场不只是一种旨在使我们摆脱困境的言词。我确实既认为以色列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又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受到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设想它同约旦结成联邦。这两个目标并非像水火那样不能相容。尽管鉴于以色列的历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边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它就不可能获得持久和平。而且对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最好的出发点都是既用行动又用言词来承认以色列有权在那里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讲话引起的恐慌证实了我即将进行的访问的复杂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险性。
我于1976年1月7日星期三抵达开罗，当天晚上就和萨达特总统与夫人共进晚餐。仅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在伦敦曾进行过首次简短的会见。晚餐前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我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和直率的个性，对西方世界的实力关系有很好的理解。萨达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戏，摆平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戏剧性地驱逐了苏联顾问后，他在1973年战争期间获得过苏联的支持，但是现在再一次倾向于指望美国。就在我进行访问的两个月之后，埃及正式取消了它19——71年与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声称对埃及的经济状况还算感到满意：这个时候还有一些期望，即作为财政中心的贝鲁特遭到摧毁，这也许对开罗间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湾国家的帮助。但是我认为，总统对支付战争费用所花的那笔本可用作埃及和平发展的钱表示哀叹一事意义重大。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十分疲乏”，我想这话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状况。他觉得他同福特总统的关系很好，这也许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转变方向。确实，他给人的印象是，埃及将会保持中立，除非被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他的谈话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与叙利亚竞争关系的迹象。他对我说那个国家在黎巴嫩内战中向交战双方都提供武器，并又补充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萨达特是个难对付的人，敢于大胆行事，他正在考虑使他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然而，我无法预见这个变化将会是多么巨大。不到两年，他去耶路撒冷进行了他的历史性访问，这导致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间的观光游览既是一种外交需要，也是一种愉快享受。但即使这样也包含着风险。攀登了切奥普斯太金字塔后，我走了下来，还有些气喘吁吁，这时我发现有一小群摄影师、新闻记者和官员站在一匹骆驼旁边。赶骆驼人的名字是易卜拉欣，那骆驼则叫“杰克·赫尔伯特”，也许是由一名英国兵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人欢迎的饶舌的英国喜剧演员的名字这样给它命名的。看起来这是一头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访时骑过它。似乎每个人都以为我会跟着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头脑中一闪而过，恐怕不只是骑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骆驼背上不动。我坚决地拒绝了。易卜拉欣声称他感到很不高兴。既然亚历克爵士能骑上杰克·赫尔伯特，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不能骑呢？我看到赶骆驼人的眼神。就建议为了没有骑骆驼而付给他加倍的费用，这也许能使我们双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愿地同意了。因而英国报纸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萨达特总统欢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种不太尊严的姿态。
星期五下午我飞到大马士革，阿萨德总统刚刚庆祝了使他掌权的军事政变5周年，采用的办法是在大马士革明智地空投礼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和军队的薪金。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首脑从来没有任职两、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证实幸存下来。阿萨德是拉维特少数民族的成员，主持着一个包括多种宗教、种族和政治组织人士的政府，表现出他具有获得和保持政权的高度政治灵巧性。他的复兴党本身是一个来源于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成份的奇特的混合体，是在“一个赋有永恒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号下于20世纪40年代成立的。阿萨德已经把激进主义、实用主义和冷酷无情这个特殊的混合体发展成为一种精巧艺术。在中东激烈的、动荡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这种艺术。他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反对西方的领导人，他不只是要对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中的许多困难负责，而且也要对策划破坏黎巴嫩一事负责。西方政策的主要错误不幸已持续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并把他排斥在谈判之外。但是由于他屈从于苏联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西方就很容易对他采取上述做法。
叙利亚是个受到严格控制的警察国家。罗马尼亚式的窃听在我所居住的官方宾馆中显然是蔚然成风。在我们抵达时，戈登·里斯和我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发现他的浴室中没有毛巾，就来敲我的房门要求借用一抉。我刚走去拿毛巾，一名女仆就勿忙跑来把毛巾拿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的主人会发现他们客人的私下谈话更有意思。叙利亚人没有预先通知就邀请我第二天去参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秘密会见。我不打算同意这样做。我根本不想正式会见他们，更不用说是秘密会见，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但我同意、实际是欢迎有机会去参观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他们就安排带我去大马士革远郊区的一处难民营。
第二天，我们乘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不平的路到库内特拉去，这是戈兰高地叙利亚一边的最后一个城镇。它在1974年以色列军队撤退时遭到了破坏。甚至据说那里有一些墓地也遭亵读，整个城镇现在成了展示犹太复国主义罪行的陈列柜。我被告知那里现在只有一个居民，是个老太太，她拒绝离去并在整个占领期间都住在那里。可以想像，我在四处走动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们在返回大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停下来。“难民营”原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这是一个有着道路、帐蓬、社交活动厅、商店、医院和学校的庞大的居民点。我被领着看了一所学校，那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个大厅内，由一位女教师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