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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老子会给孔子忠告，当时他以为是一个青年人来向他求教。“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这是老子给中国的贡献。他所给的是中国的思想方面，而他们多么需要它！诚恳地洗擦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义的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耶稣所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事实上是同样的东西。有时人能忍受这种洗礼，除去好公民的自义的德性，且把灵魂普遍地清洁一番而一切从头做起。埃默森说：“我不让一切事情安定。”且进一步说：“人们想安定，但只有不安定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世上永远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在人心中造成“不安定”的印象且或多或少强使价值全盘颠倒。一个教师愈使人的自满自足心感到不安定，他的影响力愈大。
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义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正如我为雅典不但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而同时有一个柏拉图而感到欣慰。以一个哲学家而论，柏拉图较为危险，较为投机；而亚里士多德则较为稳健及合理。但一个国家二者都能用，事实上也二者都需要。在一个家庭里必须有一个马大也必须有一个马利亚，虽然我知道马利亚是一个较差的厨师而且衣服不大整洁。
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是好商人，但他们永不是一个小店主们的国家。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谁制作广传在中国民间思想中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国人素以具有哲学味儿著名，因为他们把生活看得很轻松，无忧无虑。孔子永没有教人把生活看得轻松，倒不如说他教人用一种德国人的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决心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缄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是多么大。因为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教人用质柔如水的力量。外国人谈到“中国佬”，常想起一幅真正哲学家深思熟虑的面容，半开阖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们并没有错。所有这些都是来自道家，虽然我必须指出那种和“中国佬”的名称联结在一起的冷淡的、懒散的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学家的面容。有时人看见一些没精打采的人站在中国区的街角上，给人以时间突然停止进行的印象，而相信他已看见一个哲学家的国家在坚忍地看望着这个忙忙碌碌世界的进行。但实际上即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种面容可能只不过是一张营养不足的面容。单是身或心的呆滞，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哲学家。
正如我曾说的，道家与儒家，不过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其一是属于活动的，有为的，相信的一面；其一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这样是很好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惊异之心，也的确是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权利之外，还有惊异的权利；虽然可说没有事情值得惊异，或人可能不能了解在世界以外的事情。但这种惊异心的运用已经是一种解放。甚至一只小狗对主人的举动也会很明显的表示讶异，难道人没有对蓝色天空以外的惊异心？没有得到任何结论，总比完全没有惊异心好。
道家适应人们这种惊异的需要，用庄子的话来说，给人以让他的心自由地“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权利。奥立弗·克林威尔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人不知道往那里去的时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时候。”克林威尔那句话有庄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在民族的灵魂中交替的情调。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的时候，是一个好儒家；当他为艰难及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人的失败多过成功，甚至那些表面上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们自己秘密的疑虑；因此道家的影响，比儒家更常发生作用。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立即来到一个温泉，和他的儿女共同游戏，且对自己说：“我再是一个自由人了！多么奇妙！这才是上帝所为人安排的生活。”这位官员，当他是一个重要的内政部长的时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他睡得很好，因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里面。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官员像孔子，而作家及诗人像老子及庄子，而当那些作家及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及庄子。”
据传说老子是孔子同代人，大约比孔子长二十岁左右。但孔子同时是佛的同代人。情形如下表：
老子
570（？）～（？） B。C。
佛
约在563～483 B。C。
孔子
551～476 B。C。
这三个东方思想的创立者同生于主前六世纪，且差不多同住在其中二十年之间。当我们处理这些出生年代时，必须提及庄子是孟子及柏拉图的同代人。庄子对于老子像孟子对于孔子，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及圣保罗对于耶稣。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是老师写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而来了一个写出长篇大论，且有时写得很漂亮，及完全不介意写作的门徒。他们的出生日期如下列表：
墨翟
约501～416 B。C。
苏格拉底
469～399 B。C。
柏拉图
472（？）～347（？） B。C。
亚里士多德 384～322 B。C。
孟子
372～289 B。C。
庄子
约335～275 B。C。
庄子及孟子都见过梁国和齐国的国君，但二者都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他们的关系略如下面用世纪来表示的表：
老子，佛，孔子
主前六世纪
墨翟，苏格拉底
主前五世纪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
主前四世纪
对于老子及庄子，我们知道得很少。老子显然出生在一个官吏的家庭，是周朝的藏室史官。在他中年的时候，辞去他的职务。当他在归隐的途中经过通往中国西北的重要关口时，传说有一个向来钦佩他的守关官吏请求他留下他的智慧给后人。结果写下那本着名的《道德经》。如记载所说他可能活了一百年，或者一百六十年，或如后来相信神秘主义的道家门徒所主张，肉身升天成为不死的神仙。如我们所知，人们最后看见他骑在青牛背上经过函谷关。但他的子孙却在史记中小心一代一代地追踪。
庄子和老子来自同一地区楚国，在现在的河南及湖北省，扬子江之北，古代中国视之为“南方”，而孔子及孟子则是来自山东。我们知道他和著名的诡辩家惠施（一个伟大的宇宙观察者）有过几次的辉煌的辩论，而且他曾和几位国王会过面，我们也知道他曾一度做过漆园史。据说楚威王曾聘他任高级职位，而他反问他是不是会像猪一样被养肥，然后被奉献在祭坛上做牺牲。如果我们能了解庄子的才能及脾气，就不会觉得奇怪。有一个关于他的轶事。他曾结婚，而当他的妻子死了棺木仍摆在屋隅的时候，他的弟子来慰问他，却发现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庄子对那个弟子的询问所做的答复，是他对死的问题发表他高论的机会。生死问题迷住了庄子，而成为他哲学的重要部分，下面很快我们就会讨论到。
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关于中国学者考据老子及庄子的话。某些新近的学者曾断定老子和孔子不是同代人，可能生在数世纪之后，大抵是在主前三世纪或二世纪。又有一种尚未确定的“流言”说三十三篇庄子的作品中只有前七篇是真的，而其它那些“外篇”，疑系他人伪造。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曾有三十万字以上的文章，讨论老子究竟生于何时，而那些因学者的习气无意识而写成的浩繁卷帙，令人惊讶。
我之所以觉得必须提及这一点，因为曾有一大堆空泛的言论讨论古书本文的真实性。这些言论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标准，但可能把西方的汉学者导入迷途。用最轻微的借口来高喊伪造，曾经是一种时髦，而某些学者甚至未能分辨一句的窜改或全章的伪造。有些是为对孔子的虔敬的感情所动，有些则为炫耀学问的骄气所支持，而耽溺于歪曲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这种批评古书的时尚刚好和“汉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相关联。于是它便成为一种门户的偏见，而在某一部古书中找寻矛盾及错误的章句，或时代错误，而宣告又有一种伪造，成为学者中的一件时髦的事情。其实这些情形在用手抄写的古书中是很普通的，这些努力在康有为无意义的举动中达到了最高潮。他是一九○○年左右伟大的维新主义者，曾写两本书，主张一切儒家的经典都是伪造，而孔子是最大的伪造者。他的门徒——卓越的学者梁启超——把这种传统的观念带到民国，提出老子生于孔子之后很久，而因此也后于庄子。它令人们感到震惊，成为一时的话柄。如果情形确是如此，庄子怎能一再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一个后他而生的人，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老子可能为庄子所伪托，或庄子的作品可能是在主前三百年间伪造的。这里跟着有许多学问上的卖弄，而这种空谈永无止境。现在这种高喊伪造的声音已常可高到把一种东西因为它是伪造而摒弃的程度；人已由于这样做而成为“专家”。它已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而因此是已被接受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想合时。例如冯友兰教授，除了以最初七章为根据之外，不讨论庄子的理论，这听起来好像是科学上的慎重，且满有教授的脾气。
我想用下面的话来概括这些争论。关于老子，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老子是生于第三世纪，而只有一大堆穿凿附会的臆测；证据的重量，似乎倾向于传统的说法，即他是孔子的同代人，因为孔子与老子的会面，不但记载于庄子的书中，也一度记载在儒家自己的经典礼记中。关于老子及庄子作品的作者，我们所知不多，但那些批评家的臆测也是含糊而更空洞，曾有种种不正确的语言学证据。我只举下一例，你看这种论据是多么冒险和不健全。当今有一位同代的教授用纯理论的论据来接受老子必后庄子而来的理论，其论据如下：孔子的道是只关心人的道；后来在庄子的书中道是同时关于人也关于天，而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道的观念逐渐进化的极致，必然最后才出现。为什么这个可以产生如孔子、墨翟的思想上的新泉的世纪却不能产生一个老子？而孔子和墨翟是从何处突然“进化”来的，却也没有弄清楚。梁启超冒险提出老子在后来的世纪出现，是因为社会及政治的环境在第三世纪已这般直线地恶化，正好引起老子所提倡的这种返乎自然的理论。梁启超忘记了在孔子自己的时代中，这个世界也是够乱的了，以致大大地激发了孔子以及那位在论语中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无名贤者。
谈到冯友兰教授所羞于接触的庄子外篇，在全部“外篇”中只有一处可能是抄录者弄错的年代。（在庄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发生于九代以前，但在本文重抄的时候，却写成十二代以前。）但即使文字被窜改，也不能据以把所有各章都视为伪作来抛弃。有什么人会写下像“秋水”及“马蹄”这样著名的论文呢？甚至没有人曾提供过一点意见。提出一种新奇理论，而用脚注及参考数据来炫耀它，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是很容易的，且具有足够的诱惑性。我曾见过一部专心从事于证明庄于的“外篇”是伪造的书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他怎样证明它呢？不是用语言学的证据，也不是用风格或内容的不符的证据，更不是用外在的证据。这个人以承认庄子最初七章为稳固的根据地而由此出发，凡遇见一句在最初七章找不到的句子，便立刻认作伪造的证据；如果庄子在前七章只说过“无为”，但在一篇“外篇”中用了一句基本的道家句子“无为而无不为”，便被指为“不是庄子”的证据。换句话说，所谓证据不是任何观念的矛盾，倒不如说任何补充的东西，都是伪造的证据，总之就是在前七章所未说过的话，都不能承认为出自庄子的亲笔。又换句话说，叔本华只可能写过“世界等于意志及观念”，不可能写过“Parerga et Paralipo…mena”（论文集），因为在其中所说的事情没有在他的主要作品中说过！这样幼稚的论据，显然不能被接受在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习作中。
【一、老子】
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警句制作者之一。他的书充满新鲜、明确及使人难忘的似非而是的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句似非而是的话并非只是诚谐奇诡或一句话的出人意外的转变，来开玩笑或收棒喝的效果，像奥斯卡·王尔德的妙语一样。一句似非而是的话从一个基本观点自然地进行，如果这个观点是与一般已接受的观点不同，它便马上被人视为似非而是之论。它包括价值的衡量表颠倒。例如耶稣所说的似非而是的话：“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又例如以赛亚所说的似非而是的话：“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又例如圣保罗的似非而是的话：“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