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么肃清没有说明。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既然判决了，也许不会翻案？我与车间的反革命犯郑建五私谈，他感到恐慌，他说：“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
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各公安机关，各机关的保卫人员，找我了解材料。所有军统的特务、与特务有关的人、特务外围分子、与我有关的人，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写出具体材料。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肃反”运动在进行着。
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过堂要紧，劳动其次。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每天八点进到审讯室，一直到中饭；中饭后，再来审讯。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有时，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时间长了，外面的干部就说了：“等一个犯人，一天没等上。”
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
10月28日，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出乎意外，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第一名是陈兴芝，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企图变天。宣判后，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到刑场枪毙了。
我感到很可怕，在监中稍一不慎，即有犯罪的可能。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在监中还图谋不轨，真是自找死亡，结果是全部枪毙，大快人心。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不谈旧事，不谈旧人，即可以避免错误。
大会开罢的第三天，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金锡恩、陈恩轩、蔡九峰、宋兆沂五人被砸上脚镣，关进六监。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我也认为他们五个人有个小圈子，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吃喝不分。这种情况我反映过，现在果然出了事。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就有危险。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我认为他们很无聊。
11月3日，刚要吃晚饭，监房的班长来叫我，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饭都吃不好。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着要材料，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便把我用绳子绑上，按倒在地，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砸了半天才砸好，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纸烟，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恨死我了！怒气似火烧，我想与他拼了，又一想，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只看了他一眼，他那样子似乎说：“关梦龄你服不服？”我心里说：死也不服！
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犯人叫“镣模”，垫在小腿上，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我接了过来。他把我带到六监里边，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
我进屋之后，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我坐下之后，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一碗咸白菜。我吃了小半碗饭，就不吃了。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心跳动得十分厉害。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服。戴上两件，再加上两件，我也如此。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东西安置妥当。我坐在被子上。点名以后叫睡觉，我怎么能睡得着？脚镣、手铐，身子不能动，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我想，这回危险了，上边机关不知道，只好由这几个管教员和科长随便摆布了。多少高级干部我都见过，不成想一个刚由班长升上来的管教员就要了我的命。好，我倒霉，我认命，这不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再好的政策，象张管教员这样执行，也无济于事。
9点钟的时候，我的监号门打开，我知道是提我。我把鞋穿上，脚镣子响得厉害。我在最里面，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走出六监的监筒，一个穿黑衣服的，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我走不动，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两手还要提着裤子。进了小铁门，到前面办公室，进右手一间屋，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是给我准备的，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李典狱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张管教员坐在右边的条桌后面。这次是范典狱长主审，李典狱长陪审，张管教员记录。叫我坐下，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
范典狱长问：“关梦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要老实交待，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不然，也不能对你这样。”
我心想，你们掌握了什么？都是一些诈语，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说：“如果我有活动，可以交待，不过我没有活动。”
范典狱长讲了一些政策，启发我大胆交待，并且说：“坦白从宽，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想了一会儿，说：“典狱长，我可以说说吗？”我说，“我这个犯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我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我一定会交待。交待可以得到宽大，不交待准死没活，这道理我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了同案人犯，我不交待也能处理。一个反革命犯，虽不承认自己罪恶，但是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我也从没有钻过。”
“你说下去！”
“我认为给我戴上镣铐，不是为我有什么现行活动，而是在肃反中，对我要重新议处，就是说，过去人民政府对我判得轻，这回在监狱找个理由加刑判处。这是要整我，我看真的这样，那倒好办，典狱长你说出几件事，我一承认就得了。”
“你这样想法与说法都是错误的，不是要整你，不是找理由，而是你有具体事实，没有事实，不会把你关号。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思想斗争一下，你过去争取得很好，现在你还要大胆争取。”
我说：“这样吧，我先回去想一想，问题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也许我真忘了，也许我假忘了。”
临走，把我的手铐子取掉了。进了屋还是睡不着，接着听到别的号开门，脚镣子响。我明白了，这是于也华他们。五个人各住一个号，也在夜间过堂。我的事与他们有关系，张管教员一定说我与他们五个人有现行活动。不过我记不得对他们说过什么了？他们五个人一咬我，我就不能脱身，我就成了这个小圈子的头，那就成了第二个陈兴芝，罪在必死了。
蒙上被子，心里感到很委屈。自己死在这里家中无人知道，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怎么死的。我在长春公安局争取了四年，费尽了气力，结果弄到这般地步。在北满，一些人都知道共产党对关梦龄宽大了，谁知道到头来，还是要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糊涂了。共产党的事叫我莫名其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没办法，死了也好，省着零受罪。
第二天吃完饭在屋内坐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万金，烧锅炉的工人，另一个叫刘克敏，是学生。他俩都是“三反”进来的，都是一年左右的刑期，最近就要到期释放了。他俩问了我的姓名及一些事情，我都告诉了他俩。这两个人，只是看着我别自杀，别的任务没有。他俩都是二十几岁，还很天真。
我的高靿儿皮鞋上有副蓝色鞋带，这是我自己用帆布线做的，既长又结实。我把这副鞋带拿下来绑镣子，用手提着这个蓝鞋带，走起路来轻快。我这样办，他俩都说好。其实我这是准备自杀的，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