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如锥刺。他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县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将邠县的代理县长找来，问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县长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法改革。冯玉祥就把为自己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县长和自己一块去打扫牢房，亲自和县长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及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后来冯玉祥连着看了长武、永寿数县，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觉得这是吏治的问题，远非整顿所能了事的。但身为县长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绝风清、局部改革之效。
邠县以东的正宁县，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是从长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传，叫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二、三军大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冯玉祥到邠县后，因为他是西北党部代表，两方都来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骂。冯玉祥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也难辞其咎。当时的党员中有年长老成的，约冯玉祥前去讲话。冯玉祥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民族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倒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冯玉祥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冯玉祥站在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冯玉祥问了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那老人笑着回答：“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闹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冯玉祥认为民众对革命支持不力、配合不够的原因是部队宣传不到位，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军队，为老百姓干些什么事，都没有明确主张，使民众无所适从，故而他常常亲自写些东西，编些歌词，抓紧宣传，弥补缺陷。冯玉祥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写下了一段精辟的话，由正宁县县长杨楚材立起一个高1。57米、宽0。63米、厚0。13米的碑。碑额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中华民国十六年 冯玉祥
甘肃正宁县长杨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冯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贴近人民群众，不欺压老百姓，反对官吏贪污腐败，倡导为人民谋利益，与士兵同甘苦，严肃军纪，抗击外侮，反对内战等方面的心志。据说，以此文为内容的题字碑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广为流传。这说明冯玉祥将军不但喜欢立言，而且喜欢立“不朽之言”。现在读此碑文，人们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为政者也应以此为鉴，造福人民。
诗品，人品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巅峰，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当地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庄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林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中，给镇守使写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电子书下载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以《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一挥而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画出来，更把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淋淳尽至，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驭下有术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