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
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姐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内，如果穿上鞋袜，便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有一端还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纱丽”（Sari）。“纱丽”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质料——译注。
②一般印度人，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是泊来品，习惯上是不用的——译注。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①。通常的“纳玛滋”②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①玛亚（maya）是印度哲学中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在英文里，常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②纳玛滋（namaz）是《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第二章 风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第三章 考验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