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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种思想反复通过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险费。
外在的环境也支持了这一连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间，基督教徒的影响使我内心保持了生动的宗教感情，现在增强这种感情的则是通神学者的影响。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他使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所接触。我没有加入过这个团体，因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来。我和他们每天都进行宗教讨论。他们常常诵读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主要的精神是启发和促进兄弟之谊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争论，而且我还批评了那些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会员。这种批评对我并不是毫无有利影响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第五章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瘏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第六章 为素食所进行的一次牺牲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
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
“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掏自己的腰包还给他，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来帮助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可怜的人全都毁了，而你不久也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们委托的人，应该懂得：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对这位朋友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他现在还活着。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发现他对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的时候，便向他们认错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对我所提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我虽然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我实在经受不起同样的任何损失，也经受不起长年负债——这是我生平没有做过，而且是终生所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使一个人有进行改革的热心，也不应当超过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也明白，我这样动用人家寄存的钱，实在违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训：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才算是为人的美德，这次的错误成了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种供献于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预料得到的。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第七章 土疗和水疗的体验
由于我的生活日趋简朴，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吃药了。我在杜尔班执业的时候，害过一阵衰弱和风湿性感染病。皮·捷·梅赫达医师来看我，给我进行了治疗，我就好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时候，我不记得害过什么说得上的疾病。
不过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却常常闹着便秘和头痛的毛病。我有时吃一点泻药，饮食也加以节制，倒没有什么。但是我说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泻药的负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报上获悉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该会倡导人的理论是说英国人吃东西的次数过密而且太多，说他们的医药费太重了，因为半夜里他们不要吃东西，还说他们至少应该不吃早餐，如果他们想改善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而发的，我却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还要吃茶点。我吃东西从来不知节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尽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至于头痛了。于是我便试验起来了。头几天的确相当难过，可是头痛完全没有了，这使我得出结论：我过去吃了远远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使我脱离便秘的痛苦。我试验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多少有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记得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的著作《重归自然》。我在这本书里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提倡鲜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就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试验土疗，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办法是：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便取掉。这个办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这办法自疗，并向朋友们推荐，从未令人感到遗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信心试验过这个办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便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对于土疗和水疗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时候，我还以一定程度的土疗法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
我这一生虽然害过两次大病，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的。那些因为一小点病就跑去找医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这些意见虽然是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识到我害这些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也正因为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我才没有失掉耐性。事实上，我应该为这些病感谢上帝，因为我从中取得了教训，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使医生们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