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每个月个人的开销达1，200卢比，房租还不计算在内。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克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是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个建议，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热烈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决心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托尔斯泰农场①的事情。
①甘地很崇拜托尔斯泰，思想上颇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为了体验托尔斯泰所理想的农民生活，在南非另外办过一个农场，并命名马托尔斯泰农场——译注。
然而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这以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的心意是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还是一种极为方便的事情。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对那些奉行“节欲”的人发出一个警告。我虽然在饮食和节欲之间找到了密切的关系，心灵肯定是主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灵有意识地不洁净，绝食也不能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什么用处。迷恋女色的人，除非加紧自我检查，向上帝投降，最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灵是无法洁净的。然而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而色欲的心灵往往耽于美味和华饰。为了摆脱这种倾向，节制饮食和绝食显然是必要的。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肉体总是需要清洁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绝食。
凡是以轻微的节制饮食和绝食的办法进行自制的人，其错误一如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的人一样。就我的经验来说，对于那些一心想要自制的人来说，节食和绝食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第三十一章 绝食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开始实验以水果为主食的时候，我开始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也参加一起绝食。过去我也常常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的关系。自制需要绝食，这一点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出生于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坚守一切誓约的人，我在印度的时候，就奉行“叶迦德希”和其他的绝食，不过我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模仿我的母亲并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绝食有什么用处。但是因为看见我所说的那位朋友绝食而得到好处，我便学他的样子开始实行“叶迦德希”绝食，希望借此支持节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绝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这种绝食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所以现在我便完全绝食，只是喝水而已。
我开始这种实验的时候，印度教历的司罗梵月①正巧和伊斯兰日历的兰赞月同时。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湿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赛义德的誓约，不但到赛义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湿奴的神庙里去。我们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罗梵月，常常是整个月实行“普拉度萨”①，我决定照样实行。
①司罗梵（Shravan），大约在公历七、八月间——译注。
这些重大的实验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这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还有几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们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其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我始终帮助和鼓励他们遵守他们所有的宗教习俗。我常常检查他们是不是天天做礼拜。其中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教规是我的职责所在。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我总是劝导穆斯林青年奉行兰赞绝食。我自己当然是实行“普拉度萨”①，不过现在我却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说明，同别人一起进行任何自制的行为，总是一件好事情。农场里有很多人欢迎我的建议。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阳落了才吃早饭，别的人并不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一点好吃的东西以招待他们。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阳上升以前吃上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别的人在绝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喝水的。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相信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①普拉度萨（pradosha），日间绝食，入夜才进食。
我们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认，我应该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谢。那些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一定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让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为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素食，以符合农场里纯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这一章中间把话题扯开，因为我不能够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插到别的地方，而且我已经间接描述过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往往喜欢把我以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们共享。绝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幸亏有“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的习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们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兴趣。
自制的气氛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农场里散开了。农场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参加我们部分的或全部的绝食，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好的。这种自制触及他们的内心究竟有多深，帮助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说不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然而我明白，对大家来说，要得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绝食和遵循类似的规矩。
绝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为目的的时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这就是说，除非伴之以不断的要求自制，绝食是没有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
绝食者其情外露，
情之所求者消逝，
眷恋之情尚存；
一俟会见上苍，
眷恋之情并无。
所以绝食和类似的纪律，只不过是达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绝食而不随之以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虚幻而不幸的。
第三十二章 当校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为农场里没有佣人，所有的事情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子树需要照顾，而且还有足够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伦巴赤先生是喜爱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获得了一些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的人，不论老少，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这个工作，孩子们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第三十三章 文化训练
前一章已经谈到我们怎样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力训练和职业教育。虽然进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可以说多少是成功的。
然而，文化训练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我既没有所需要的资料，也没有文字上的修养；而且我也没有我希望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我通常所进行的体力劳动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我又得去上课。如果不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强不睡觉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