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不是很可怕？尤其对一个还处在中世纪，社会相对简单的国家来说，是不是太过分，也太无必要？
朱棣不单使锦衣卫变成庞然大物，还把它变成最凶残的无法无天的杀人机器。
——这就是所谓的“诏狱”。“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97｝刑事案件处理，本来是司法部门的工作。汉武帝首创“诏狱”，开君主直接插手的先例。朱元璋时期，锦衣卫越过司法机构，得任刑侦之事，已有诏狱之实；不过，那时锦衣卫虽有抓捕权、审讯权，却不能定罪，最后仍须将人犯移交司法部门，这就是《明史》所说：“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98｝朱棣再度起用锦衣卫后，“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99｝。这个“北镇抚司”由朱棣添设之后，从此与明朝相始终，因而诏狱也常被称为“镇抚司狱”。以前锦衣卫虽然治理诏狱，但带有临时性质，类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事实上朱元璋也只用了它不到十年的时间，随即取消。朱棣在锦衣卫中特设北镇抚司，等于使诏狱永久化，等于正式规定治理诏狱是锦衣卫的部门职能。正因为掌管诏狱，北镇抚司庙虽小，地位却非同寻常，“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100｝，不要说政府司法部门，渐渐地，连锦衣卫长官都无权节制，北镇抚司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而且它可以随意给人犯定罪，甚至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处死人犯。
单单用草菅人命、惨不忍睹这类词描述镇抚司狱，过于抽象；其间的恐怖，超乎想象。我们还是借目击者的眼睛，实际地看看它是怎样一座活地狱：
镇抚司狱……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能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于堂下遥相望见。｛101｝
由这段文字，大致可知镇抚司狱的样貌：它一半建在地下，终年不见天日，以营造森严恐怖的气氛；另外，显然是为着动用酷刑时，犯人惨叫之声不致传得太远，墙也修造得奇厚，完全隔音，就算你纵声号哭，隔壁也悄不闻声。这里绝对戒备森严，从外面买来任何一物，要经好几道检查才可入内。人的进出就更如此，犯人家属从不被允许入内，哪怕远远看一上眼也不可以；但是，拷问犯人的时候，倒会特意把家属找来，让他们在很远处看见拷问的情形。
镇抚司狱的刑讯，别说以身亲试，在旁边看一眼亦足以魂飞魄散。它完整的一套刑具，共十八种。其中一种称“拶”，将犯人十指夹上刑具，然后拉紧。此刑之施，与一般猜想的不同，颇有奇特之处，据说“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这尚是十八套酷刑中最轻的，“若他刑尽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尽用哉”｛102｝。清初方苞名篇《左忠毅公逸事》里，写到史可法设法进入镇抚司狱，探望他的恩师、天启年间的反阉名臣左光斗，亲见严刑拷打之后的左光斗：
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此时左光斗还活着，待死后人们发现他竟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透过这个真实的例子，可以想见镇抚司狱即便阴间阎罗殿比之亦有不及。难怪有人这样说：“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103｝刑部大狱较诸镇抚司狱，居然犹如天堂，痛哉斯言！
这样一座人间活地狱会造就什么？当然是人间恶魔。这是他们的绝好舞台，舞台搭好了，恶魔们岂能不大显身手？
上若好之，下必甚焉。历史上倘有大暴君，身边多半就伴随着大酷吏。明代的酷吏现象，以永乐时期最突出，最著名，也最“出色”。
其中一个叫陈瑛，永乐元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明代司法机构分而为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受理天下案件，都察院负纠察之责，大理寺是对各种案件加以审核的机构；这三个部门习惯称“三法司”。都察院的“纠察”之责，绝大部分是针对官吏的，“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者，劾”｛104｝。因此，朱棣一上台，把陈瑛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寄意甚明。陈瑛当然心领神会，于屠戮建文忠臣一事，竭尽所能，大逞其凶。《明史》送给他如下评语：“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105｝把这位大酷吏形成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一是他自己天性残忍，一是“受帝宠任”——由朱棣在背后撑腰、放任，自然，还不乏赞赏。他邀宠的办法是，朱棣让他害一个人，他就添油加醋让十个人倒霉。其实，历来的大酷吏都这么干，认准错杀一千比放过一个好，所以才有无尽的冤案，才有扩大化。建文忠臣，几乎全都死在陈瑛手中，那些动辄成百成百杀人的灭族惨剧，也都是他的杰作。《明史》说：“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106｝“色惨”，非谓陈瑛有不忍之意，是杀戮太惨，以致大魔王自己也不禁有些害怕。但他说得很对，只有彻底冷血，他这号人才有安身立命之地。
陈瑛等于是朱棣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有他做出榜样，并备享恩宠，则效尤者竞起。《明史》谈到陈瑛的意义时这样说：“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107｝这些后起者中间，纪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大有后来居上、掩却陈瑛“锋芒”之势。此人擅长察言观色，最会看人说话，当年主动投效造反的燕王朱棣，初次见面，即博得朱棣“大爱幸”。朱棣登基后，重振锦衣卫，把这重要机关交给了他所视为心腹的纪纲，“擢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108｝。
这是在锦衣卫领导任上第一位出名的人物，同样，他也让锦衣卫在历史上出了大名，正像希姆莱之于党卫军。纪纲干得很称职，是天生的制造恐怖和掌管恐怖机器的高手。他为锦衣卫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组织，培养了一批得力人才，使之高效率地运转。“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隐私】。”深得朱棣之心，所有“深文诬诋”之事，“悉下纲治【统统交给纪纲处置】”，“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109｝。
他们之间的默契，达到无言而心领神会的地步。
解缙，是朱棣破南京后，主动归附的官员之一，因为才干颇受朱棣青睐，内阁初设，他成为明史上第一届内阁成员之一，后在重修（意在篡改）《太祖实录》和编撰《永乐大典》中总裁其事，可谓永乐的功臣、名臣和重臣。永乐八年，因介入储位之争，被朱棣所忌，由纪纲投入诏狱，“拷掠备至”，一关就是六年。永乐十三年，纪纲照例将羁系狱中的囚犯名录呈交朱棣过目，朱棣看见解缙的名字时，只轻轻说了一句：“缙犹在耶？”这话问得不明不白，可以作忘怀解，可以作念旧解，也可以作诧异、不悦、不耐烦解。但“善钩人意”的纪纲自不会理解错。他从朱棣处退下，回到锦衣卫，“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110｝。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冻死。这种处死的方式，是有讲究的。朱棣明知故问，然无一字及于“死”字，是欲避免杀害对己有如此大功之臣而得到寡恩薄情的坏名声。纪纲洞若观火，知道朱棣想要解缙死，却第一不得以他的名义处死之，第二亦不得处以正式的死刑，而要解缙看上去像是自己死掉，类乎“瘐死狱中”——于是纪纲想出了这么个办法：醉死。他的处理，果然极称旨。解缙丢了性命，朱棣那边无声无息，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曾就纪纲妄杀大臣而加严谴，哪怕作为工作“失误”装装样子应该给予的处分也没有。
纪纲最后死于谋逆。他帮朱棣干了许多类似上面的那样心腹之事，有恃无恐，自我膨胀得厉害，横行霸道不说，终于发展到对主子意欲取而代之的地步，但他究竟害人太多，仇家遍地都是，结果在尚未准备停当之际，被一个与之有私怨的太监告发，朱棣大怒，用剐刑将这条他昔日的“爱犬”送上西天。早其五年，另一条“爱犬”陈瑛也以得罪而处死。事实上，在走狗与主子之间，很难避免这样的结局。一是走狗咬人咬太多，咬红了眼，最后可能会咬到主子身上。二是主子对这种嗜血成性的走狗，也爱惧交加，一旦有必要，将他们踢出来当替罪羊，是一举两得的佳选。
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国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111｝法律已非公器，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这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不过，又好像是在跟窃贼讲“不告而取不对”的道理。
如果朱棣尊重法律，那么他不单不该搞东厂、锦衣卫、诏狱，不该设诽谤罪、捕风捉影，不该倚任陈瑛、纪纲等大大小小的酷吏——他索性就不该登上那个皇位！一个从根子上就践踏法律的人，如何可能崇隆法律？他要的就是乱，乱中取胜，乱中得利。制度清明有序，搞不成国家恐怖主义；要搞国家恐怖主义，一定要不讲秩序，一定要抛弃法律，然后可以随意抓人、随意用刑、随意杀人。
厂卫相倚，织成一张恐怖统治的大网。到处是特务、密探，缇骑四出；逮捕、刑讯、处决概不经司法部门，法律成为虚设，此皆朱棣始作俑，是他留给自己子孙最大的政治遗产。明亡国之后，有遗民恺切总结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112｝这个认识很深刻，因为“厂卫”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国家基础完全建立在污泥浊水之上。
功欤？过欤？
朱棣这个人，很幸运。一生颇多倒行逆施，也足够残暴，但留下来的声誉，却似乎不曾坏到那个地步，甚至一般国人提起永乐皇帝，印象非但谈不上坏，甚至还引起一点“光荣与梦想”的情愫。
在我个人眼中，在中国历来的暴君中他至少应该排在秦始皇前头。秦始皇干过什么？最坏的事情，莫过于“焚书”和“坑儒”。“坑儒”是秦始皇最有名的劣迹，却只杀掉了四百多个知识分子，比之于朱棣，小巫见大巫。杀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恶名远播，人们至今切齿，杀人比他多几倍、十几倍的朱棣，事情却几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严重的罪行，是“焚书”，险些断送中华文明的根脉，这一点，不可饶恕。其他如修长城、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天下苦之，无疑是罪恶。但一方面，其中的长城究非无用之物，在冷兵器时代，它对中国的屏障作用还是明显的，直到明代，抵挡塞外游虏的侵扰，仍采取老办法，重修长城；另一方面，就祸害民众论，修长城、造阿房宫这两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种种“壮举”，远远愧而不如。
然而，人人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乐帝是暴君，相反，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朱棣，还是“有为的君主”。为什么？首先的原因是民众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读史的，如果读一读《明史》，这层误会当不会发生。但我们很难也不应该指望普通民众，都有暇抱着厚厚的史书来读。所以，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对这段历史的转述（或曰宣传）有问题，而问题的产生自然与朱棣一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功绩”有关。一是修《永乐大典》，二是郑和下西洋，三是移都北京，四是对外用兵。古时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于有所表现，装点门面。他做这几件事虽然各有具体目的，但从根子上说，最终都是为了改变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后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这心愿。比方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认为虽然明代诸帝大多不成样子，如扶不起来的阿斗，但“二祖”却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么，朱棣究竟是靠什么被抬到这样一个可与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细数之，无非上述四件事。
其实，关于这几件事，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的评价不难避免片面性，可以比较符合历史实际，而不是一味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有两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此，恩格斯有一句话很能帮助我们取得对历史较周全的认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113｝
今人称颂的“四大功绩”，是因这些事有个共同特点——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光荣”：《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类书；郑和下西洋被视为睥睨哥伦布的壮举；迁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营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以降中国始终被动挨打的颓势，颇能重振华夏雄风。
这当中潜藏的宏伟话语因素，很堪为迫切希望找回历史荣誉感的民族心态所利用，于是很自然的，朱棣和他的时代就被当做称颂对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历史永远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们自己的角度，脱离历史实际，人为地夸大或拔高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意义，尤其是无视当时人们从切身遭际中得到的感受来评价历史。
「《永乐大典》」
四件“大功”中，编修《永乐大典》一事，先前简略谈过。现在不妨再把我们对此事的观点明确一下：第一，《永乐大典》编成之后，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内，罕为人见，未能流播宇内而对华夏文化发展有实际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