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已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需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杀，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即如正史（官方史书）所做的那样，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耽乐嬉游，暱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訾议”｛161｝一类，基本是否定的。明白地说，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这种评价虽然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尤其是如果对朱厚照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杀了，只有昏君的共性，成为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老套的众昏君中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普通的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一出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然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的理想与现实、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极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在历史上成堆的帝王中间，朱厚照既不能以英明，亦不能以强力、暴虐引起注意，但放眼望去，他在诸多同类里仍然称得上卓茕不凡、骇世惊俗，唯一的资本便是他那堪称怪诞少见的性情与风格。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象，朱厚照则是以一生的行事塑造了皇帝中的反皇帝形象。这个从政治历史角度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的“简单人物”，从文艺眼光看其实却是个相当可爱的家伙，浑身是戏，可惜我们的小说家、编剧家至今还不太懂得像这样一位皇帝，才有很好的表现价值，不知胜于刘彻、李世民、玄烨之流多少倍。所以我们得为他鸣冤叫屈。
注释
｛1｝太祖、惠文帝、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和孝宗（弘治本人）。
｛2｝所谓“皇嫡长子”，必须在诸皇子中居长，同时必须是正宫皇后所出。从明开国的1368年到朱厚照出生的1491年，一百二十三年间，总共仅出现过两位“皇嫡长子”，一位是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标，一位便是朱厚照。而朱标早死，只做过太子，没做皇帝。因此，朱厚照是明立国以来第一位以“皇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者。
｛3｝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亦即崇祯帝，名朱由检，排辈用字正好是第10个“由”字。
｛4｝《孝宗实录》卷六十一。
｛5｝《武宗实录》卷一。
｛6｝清入主中国后的南明小王朝三位皇帝不计于内。
｛7｝即杨溥、杨荣和杨士奇，他们是宣德年间内阁的主要辅臣。
｛8｝指魏武帝曹操。曹操本姓夏候，其父嵩被汉桓帝时大宦官曹腾收为养子，改姓曹。
｛9｝《明史》，宦官传一。
｛10｝｛11｝《罪惟录》列传卷二，皇后列传。
｛12｝《明史》，列传第一，后妃。
｛13｝《罪惟录》。
｛14｝《明史》，列传第一，后妃。
｛15｝｛16｝《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17｝以上参阅《明史》宦官传一、《宪宗实录》、《万历野获编》等。
｛18｝《明史》，宦官传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按：沈通政极可能就是沈禄，此人交结中贵李广，贿以求腾达。李广垮台后被搜出一帙纳贿簿，沈禄之名赫然在列。事见陈洪谟《治世余闻》。另有写作“高通政”的。
｛21｝《治世余闻》作“刘林”。
｛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郑旺妖言。
｛23｝《罪惟录》，帝纪卷十，孝宗纪。
｛24｝｛25｝《治世余闻》下篇卷之四。
｛26｝《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郑旺妖言。
｛27｝《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
｛28｝徐学聚：《国朝兴汇》，卷九，朝端大政九，后妃。
｛29｝“青宫”即东宫，太子居东宫，中国古代以五色中的青色代东方，故称东宫为青宫。
｛30｝《万历野获编》卷三，谢韩二公论选妃。
｛31｝郭厚安：《弘治皇帝大传》。
｛32｝《明史》，列传第五十六。
｛33｝两事并见《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何文鼎。
｛34｝《治世余闻》上篇卷之一。
｛35｝《国朝兴汇》卷九，朝端大政九，后妃。
｛36｝《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
｛37｝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弘治纪”：“帝尝引青宫夜出宫间行，至六科廊，青宫大声言此何所？帝摇手曰：若无哗，此六科所居。太子曰：六科非上臣乎？帝曰：祖宗设六科，纠君德阙违。脱有闻，纠劾疏立至矣。”按：“青宫”指朱厚照。
｛38｝李东阳：《燕对录》。
｛39｝《明史》，本纪第十六。
｛40｝毛奇龄：《武宗外纪》。
｛41｝刘向：《别录》。
｛42｝《武宗实录》，卷十四。
｛43｝《武宗外纪》。
｛44｝《武宗实录》，卷六。
｛45｝《武宗实录》，卷十。
｛46｝《武宗实录》，卷十六。
｛47｝《武宗实录》，卷十八。
｛48｝《武宗实录》，卷十四。
｛49｝《大戴礼记·千乘》。
｛50｝《礼记·缁衣》。
｛51｝《礼记·哀公问》。
｛52｝《孟子·尽心下》。
｛53｝｛54｝《孟子·离娄上》。
｛55｝盐引，通俗地说，就是一种特殊有价凭证，如同现代的粮票布票一样。洪武三年，山西参政杨宪给朱元璋上奏折，提出一个解决边饷及其运输能力问题的办法，即利用政府对食盐的专营权，让各地商人输粮至边境，作为奖励，政府则与之一部分盐引，商人拿上盐引，便可去两淮、河东盐池等处换盐，换盐之后再卖，中间差额利润极大。朱元璋采纳了此建议，是为盐引的由来。
｛56｝《武宗实录》，卷十七。
｛57｝｛58｝《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59｝《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60｝《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62｝｛63｝“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郑晓：《今言》，卷四，二百六十六。
｛64｝司礼监居明内廷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之首，永乐以来，掌司礼监者权力极大，甚至逐渐握有“批硃权”（即朝廷最高决策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权力或在首辅之上。
｛65｝《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6｝《武宗实录》，卷十八。
｛67｝《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68｝《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69｝《武宗实录》，卷十八。
｛70｝《明史》，列传第六十九。
｛71｝《继世纪闻》，卷一。
｛72｝《明史》，列传第七十四。
｛73｝这里采用明人笔记《智品》（樊玉冲编撰，於伦增补）的叙事，亦见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与《明史》略不同。《明史》称康李素相“倡和”，关系不错；但《本末》和《智品》所述，似更见人物性情。
｛7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75｝印鸾章：《明鉴纲目》，卷八，武宗毅皇帝。
｛76｝焦竑：《玉堂丛语》，卷之七，规讽。
｛77｝《继世余闻》，卷之一。
｛78｝《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79｝《明史·列传第六十九》：“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
｛80｝杜牧：《阿房宫赋》。
｛81｝《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82｝《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
｛83｝《武宗实录》，卷九十三。
｛84｝《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5｝《武宗外纪》。
｛86｝《武宗实录》，卷二十九。
｛87｝《武宗外纪》。
｛88｝｛8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90｝《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92｝《武宗外纪》。
｛93｝《武宗实录》，卷二十四。
｛9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
｛95｝《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96｝《明史》，列传第七十二。
｛97｝《罪惟录》，帝纪卷十一。
｛98｝《武宗外纪》。
｛99｝｛100｝《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1｝宋起凤：《稗说》，卷一。
｛10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03｝《武宗外纪》。
｛104｝《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
｛105｝《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6｝《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
｛107｝故事并见《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108｝《稗说》，卷一。
｛109｝《明史》，本纪第十六。
｛110｝《武宗实录》，卷一百零八。
｛111｝《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2｝《明史》，本纪第十六。
｛113｝《武宗实录》，卷一。
｛114｝《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
｛115｝《明史》，本纪第十六。
｛116｝《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17｝｛118｝《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1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0｝｛121｝｛12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3｝《武宗外纪》。
｛124｝｛125｝《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126｝｛127｝《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2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29｝《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0｝《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131｝《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2｝《武宗外纪》。
｛133｝《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34｝｛135｝｛136｝｛137｝《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138｝《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139｝《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武宗外纪》。
｛140｝｛141｝《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142｝《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143｝｛144｝《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
｛145｝《武宗实录》，卷一百七十。
｛146｝《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47｝《王阳明全集》（全二册），第433页－4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148｝《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149｝《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150｝《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151｝《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
｛152｝《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153｝《罪惟录》，帝纪卷之十一。
｛154｝《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55｝《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
｛156｝｛157｝｛158｝《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59｝《万历野获编》，卷六。
｛160｝钱宁本人虽非太监，却是已故大太监钱能的养子。他在朱宸濠叛乱中充当内奸。
｛161｝《明史》，本纪第十六。
嘉靖：万岁，陛下
引子
有位古人，四百年后，让北京市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吴晗身罹巨祸。
此人便是海瑞。
1959年，为配合4月间毛泽东在上海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讲真话的讲话精神，吴晗写下了以海瑞为素材的一系列作品。首先是6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海瑞骂皇帝》（署名刘勉之），随之又有《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初，海瑞连同这些作品，都颇受肯定。1962年以后，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到1964年，康生指出《海瑞罢官》意在替庐山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翌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名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就此万劫不复。这还不算什么——姚氏大作，实际上掀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果然是一位麻烦不断、“到处惹是生非”｛1｝（黄仁宇妙评）的人物。不过，眼下提到他却并非有谈论其人之兴趣，而是想借其在今天一般中国人心中颇为响亮的名头，引出另一人物的登场。
这便是海瑞当年抬了棺材去“骂”，然后被他罢了官，捉到牢里准备杀掉的嘉靖皇帝。
吴晗在《海瑞骂皇帝》里，对嘉靖为何挨骂，做了这样介绍：
明世宗作皇帝时间长了，懒得管事，不上朝，住在西苑，成天拜神作斋醮，上青词。青词是给天神写的信，要写得很讲究，宰相严嵩、徐阶都因为会写青词得宠。政治腐败到极点，朝臣中有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官儿没人敢说话。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上《治安疏》，针对当时问题，向皇帝提出质问，要求改革。｛2｝
一幅荒怠皇帝的肖像。
说起荒怠，明世宗——年号“嘉靖”——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