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时间较晚！”
“ok，ok，我并没有在评判什么……”切萨雷脸上短暂地浮现出了真诚的困惑感，而这对于他来说也的确相当少见——要知道，在自己理应在行的领域，他一向是非常淡然自若，即使有不擅长的时刻，也会妥善隐藏起来，不可能会这么老实地表现出来，不过，起码在这点上，珍妮已经证实了自己的权威身份，所以他并没有掩藏自己的求知欲，而是好奇地发问，“这是东亚地区的共性，还是中国特有的特点？”
这种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谈论往事的做法，对珍妮来说也很特别——一方面她的情绪似乎在发酵，但另一方面，她又还在和切萨雷以就事论事的客观口吻讨论东亚文化圈重男轻女的特色，弥补着文化鸿沟——这简直可以直接上一个实验性话剧了。
“应该是共性，”她很庆幸他们只开了小灯照明，这样她可以不必再修饰自己的表情，反正切萨雷应该也看不清楚。“但是在中国，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因为中国的贫困人口并不少，一般来说，资源宽裕的情况下，矛盾不会太尖锐，但如果资源只能供给一个孩子的话，父母必须面临选择，这也就延伸出了非常多的矛盾。”
“符合逻辑。”切萨雷点了点头，“这么假设的话，因为贫穷，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所以农民相对于工人更加重视男孩，这也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选择——这也和欧洲中世纪溺婴现象的原理不谋而合。”
“对，而且在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较晚，工人的出现不会超过一百年，起码大规模出现不会超过一百年……我认为……”珍妮越说越心虚，她有种罪恶感：当年真的应该好好学习的，现在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搞不清。“总之，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是一种社会常识，尤其如果你的上一代来自农村的话，你不重视男丁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而当时的社会环境让这个矛盾更加激烈，因为中国从那个时代开始执行计划生育制度……不要露出这个表情，并不是你再怀上一个孩子就会被执行死刑那么恐怖，在大部分地区，只要你愿意放弃公职和缴纳罚款，你还是可以继续生育的。”
这个制度对于一直鼓励生育的西方国家来说，一直是中国主要的黑点之一，切萨雷也的确露出了不解的表情，虽然他没有反感、嫌恶的表示，起码表面没有，但珍妮也不禁深切地感到了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她甚至怀疑切萨雷能否理解这一整个故事，因为它实在是太有中国特色了。
然而，叙述已经开始了，仅仅是因为怀疑切萨雷能否理解便因此半途而废的话，这对于他的智商和理解能力可能也是一种羞辱，珍妮吸了一口气，“总之，这个政策是有很强大的积极意义的，否则现在让你们感到恐惧的13亿人口这个数字会变成23亿、33亿，天知道在和平状态下中国该怎么养活这些人，到时候核。战。争的阴影将会更重，即使是对大部分女孩来说，这也是个利好消息，我想你应该能理解这其中的逻辑。”
“当然，在资源本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女孩幸运地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那么她就会得到家庭的所有资源，她的命运有可能发生极大的改变。”切萨雷点了点头，他的反应当然一直是很快的，“不过这样做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性别筛选现象吧，民众必定会对国家法规产生反弹——中国必须禁止b超，考虑到庞大的农业人口对男丁的渴求，一旦保留他们筛选性别的途径，几十年后，整个国家会有极为严重的性别失衡。”
“你说得非常对——中国后来的确禁止了b超，不过即使如此，性别失衡现象应该也是全球第一。”珍妮不禁苦涩地笑了笑，这些陌生的单词和熟悉的含义，让她有种疑真疑幻的感觉，多少冲淡了往事的沉重感，但那些梦魇般的记忆依然让她的心被沉重的情绪塞满，“不过，在故事发生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刚刚打开国门，很多人根本没有进行b超的习惯，因为这个政策也才刚刚开始推行，而大多数人也都相当无知，起码这个女孩的父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在怀孕时进行筛选，这样，宝贵的生育名额就浪费在了女儿身上。而很快，在这个女孩6个月的时候，当地的政策力度加强，作为公职人员，如果想要保住工作，他们就绝对不能违反政策了，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
她顿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吐出来，“这对夫妻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他们幸运地双双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但对男丁的渴求依然写在血脉里，他们非常责怪自己——草率地用掉了第一个名额，也非常责怪自己的大女儿，如果不是她，他们本可以有一个儿子的。当然，基本的人性让他们没有下手处理掉这条小生命——这也是这女孩应该感到感激的地方，起码很多人是这么说的，因为，你也许很难想象，但在中国的有些家庭里，为了想要一个儿子，家长是真的可以虐待和杀死女婴的。”
“这并不奇怪，”似乎是感觉到了珍妮的顾虑，切萨雷以学术的口吻评论道，“一样是资源有限情况下的应激反应，人们经常高估了社会的道德性，但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道德和人性、秩序实际上都是一种奢侈品。尤其在13亿的基数下，当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极端事件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是的，就像是在民众可以自由持枪的美国，和枪支有关的极端案件几乎也是一种必然一样。”珍妮说，她对切萨雷的语气感到轻微的不悦——不过她也知道这是她矫情了，估计如果切萨雷对于中国的蒙昧和落后表现得不可置信，她也会有辩驳的冲动，但现在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原因了，她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不舒服，“但这不能让枪击案的受害人更好受一些，不是吗？对这女孩来说，全国有多少人和她处境相似，甚至更悲惨，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无法改变她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里长大的事实。她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像是你说的，其实你的父母对你没有主观恶意，他们只是不在乎，但她……但那女孩的父母则不同，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孩子怀抱恶意，因为她夺走了他们拥有儿子的机会。”
越是忙碌的人当然越容易忘事，尤其是对珍妮这样忙得疯狂的人来说，甚至仅仅是2001年她刚刚穿越过来时的生活——她在表演《芝加哥》舞台剧时的生活，都渐渐已经有些模糊，但随着话题的渐渐深入，更多似乎早已被遗忘的画面重新出现在了眼前，珍妮再次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地抑制着声音里的哽塞，“更糟的一点是，这女孩的父母是公职人员，她生活在城镇而不是农村——不像是你，她没有和同类生活在一起，她不是生活在一个女孩天生低人一等的地方：没有继承权、没有宅基地，当然也没有任何男性村民能享受的权益，如果她生活在农村，她不会有这么深的不幸感，因为所有女孩，几乎所有姐姐都要为弟弟让道，而且根据当时的政策，农村居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她的父母也应该不会把憎恨全集中在她身上，毕竟他们还有一次机会。但她偏偏生活在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受过教育，他们对男孩还是女孩并不是那么的执着，如果可以选，也许也会要男孩，但既然只能生一个女孩，那女孩当然也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我猜想那女孩肯定承受了一些精神虐待。”切萨雷说，他的语气有些沉重，过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如果没有生理虐待的话。”
“如果你承受的忽视是一种精神虐待的话，”珍妮说，“那么她承受的虐待程度会更深一些，没有那种夸张的殴打，但……就只是……其实小孩子是最敏感的，你会很明显地发觉不对，尤其是当你的小伙伴都明显被宠爱的时候，你就会本能地渴望一样的待遇，从这点来说，你的看法非常正确，你需要懂得，需要明白你本可以拥有，需要渴望你才会受伤，而对她来说，随着她的不断成长，她也不断地意识到她的索取不会有回应——她不能得到别的孩子轻而易举就能拥有的东西，一个微笑，一道爱吃的菜肴，一件新衣，一把伞甚至是一句叮咛，这种忽视和厌恶是全方位的，他们没有虐待你，你能吃饱、穿暖，如果你不讲究质量的话，但你会感到你的任何一种需求对父母来说都是负担，他们有太多的借口来对抗你的要求，最常用的大概是描述家庭经济有多么的艰难，工作有多么的疲惫，生活是多么的绝望，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她的出生。”
“这样的生活经过了8年，在这女孩开始记事，开始明白除了她以外，其余的家庭并不是这样生活——也开始接受她的生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她的生活也出现了变化，通过行贿，她在法律上成为了一个……智障。”珍妮说，“这样她的父母就因此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等等，这样做是……”切萨雷打断了她的话，他的眼睛第一次瞪大了，“我想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先不谈论为什么你描述中这对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家庭有能力通过行贿完成这样的……壮举，但在这一点上全世界应该都一样吧，如果你的智力有障碍的话，你应该上特别的学校，或根本就不能上学——”
“是的，当然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她还是留在城里念完了小学，但几年后她还是被送回了乡下老家，因为她的存在对于父母的公职的确会是影响，而且，当然喽，父母也没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她。她和她的弟弟仅仅是一起生活了4年的时间，而这4年并没有培养出太多的感情，当时这个女孩以为她是个恶毒的人，因为全世界——你可以想象她父母双方的亲戚都因为这个男孩而欣喜若狂——都在强调这个男孩是家庭的希望，她作为姐姐必须疼爱她的弟弟，但她能感受到的只有对这个婴儿的憎恨，对将来的恐惧和不安，不止一次，她希望他会在一次意外中死亡，而这种想法让她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她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坏人，有时候她觉得反而是自己不配活在世上……和你的童年不同，她的童年感情是极为激烈的，是充满憎恨的，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戏剧性的，她的心情总是大起大落，她不止一次想到去死，不止一次怀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否她本人不值得被爱……”
珍妮闭上眼，又深又长地把气吐出来——她忽然意识到这是她20年来第一次谈论自己的童年，在此之前，这一段记忆真的已经成为了她的禁忌，甚至连她自己都忘记了她曾这样地生活过，“讽刺的是，当弟弟出生以后，她的日子反而比以前要好了一些，父母有了儿子，心满意足，对她的憎恨正在消融，甚至有时还会有歉疚的表示，她开始有新衣，甚至偶尔也能和弟弟一起吃到冰淇淋，在她童年时，这是绝对奢华的款待，起码对她来说是如此，在她有记忆以来，每个夏天都是尴尬的时间，因为……”
奇怪的是，尽管现在她几乎可以买下全世界一天的冰淇淋产量，而且她现在再也不吃这种会导致发胖的垃圾食品，但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她依然感到深深的委屈，她甚至必须咬住嘴唇，才能抑制住自己流泪的冲动，继续讲述下去——在所有那些心酸而坎坷的往事之中，最能击中她的反而是一支冰棍。“因为每到夏天，就会有人推着自行车过来叫卖冰棍，而所有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都会过去购买，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是隔三差五可以负担得起的开支，而她每到这时候就必须找个地方藏起来，希望自己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不要被任何人询问……她的父母从来不给她零花钱，因为‘家里负担不起’，但当多了弟弟以后，当她母亲因为几次流产和照顾弟弟的需要长期在家，家庭收入缩减，开支增加的时候，他们有了给弟弟买冰棍的钱，家里负担得起了，时不时的，她居然也能得到这样的犒赏……”
切萨雷挪动了一下，但珍妮不再去注意他，她闭上眼，沉浸在了自己的情绪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长大后那个女孩最讨厌的食物就是冰淇淋，她不但讨厌冰淇淋，而且也非常讨厌当年为这种赏赐高兴的自己。”
“这就是她的童年，当她读完六年级——顺便一提，中国的小学只有六年级，之后则是初中，东亚地区多数都是这样——当她独自一人离开家的时候，她明白了这点：她的生命，对于她父母来说——让她存活下去的意义是这样她可以为家庭做出贡献……她可以让弟弟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好，在弟弟出身以后，他们对她好了一些，因为她不再是阻碍了，恰恰相反，她会是将来照顾弟弟的人选，所以他们应该对她好一些，他们甚至准备让她上完高中，尽管这对家庭经济来说会是个负担——每年上百元的学费足够为弟弟买一辆小自行车了。不过，上完高中的女孩更吃香，而且她还长得很漂亮，这足够换来更多的聘礼——她的父母是很深谋远虑的，他们也把这些考虑表达得非常清楚，她一个人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本来预定要陪同的母亲没有去，因为弟弟忽然感冒，需要人的照顾，而她就把这些话浓缩在了上车前的五分钟，所有的强调都只有一个意思：家庭为你付出非常多，你需要回报家庭，你需要承担你的责任，照顾弟弟，为弟弟的将来积攒财富，而这是你能继续接受教育的代价。而当我……当她坐上那辆车，看到母亲的面孔从车窗中远去的时候，她哭了起来，那是她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不是因为她离开家了，不，完全不是，而是她意识到自己虽然离开了那个让人窒息的地方，但完全没有离开自己的生活，她永远也没有希望逃离这样的生活……她愿意付出一切，她甚至希望在这辆车上有人能把她带走，希望到了目的地以后没有人前来接待，但她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她会回到老家，读完高中，然后在父母的安排下找一份工作，嫁一个人，用聘礼为弟弟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