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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开始前，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时间开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发给大家讨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响亮地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写道：“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十大军事原则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新经验，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而完整的论述。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里所说的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只提到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时间内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这个问题到十二月会议时已经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报告把这些归结起来，写道：“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⒅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文件，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几遍。“当把原稿交秘书抄写时，还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⒆十二月会议的正式会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的，会期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十二月会议在二十五日开幕。毛泽东在第一天上午讲话。他先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对当前形势的特点作出明确的判断。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他说：过去我们把它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