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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四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六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⒂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击后，黄百韬率领所辖五个军慌忙西撤，企图退往徐州。八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二万三千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并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刘峙不得不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撤回，并急调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共同守卫徐州。
十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同一天，蒋介石一面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一面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邱、李两兵团在飞机、坦克、榴弹炮掩护下，向解放军阵地发动猛攻，但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攻势得不到进展。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当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主力根据中央军委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的电令在十六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攻克宿县，就一举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这是一个大举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且为下一步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看出：战场上的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十一月十四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⒃两天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⒄全歼黄百韬兵团，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还在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曾预计第二仗是打从河南赶来淮北的黄维兵团。但一切作战都将依战场实际情况而定。到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间，战场的情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由徐州东援的邱、李两兵团被阻于林佟山、东贺村一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位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正由阜阳沙河以西东进。据此，毛泽东同刘、陈、邓和粟裕经过磋商预定：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就势转兵歼灭邱、李兵团，将它打得不能动弹；或以华野一部南下协同中野打黄维兵团。十一月十九日，黄百韬兵团仍未歼灭，而黄维兵团已进抵蒙城东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十九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当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中原野战军以主力歼击黄维；华东野战军除继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邱、李、孙外，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兵团，以求歼灭至少阻止李延年兵团，保障中原野战军侧翼不受威胁。二十三日，刘、陈、邓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第二天，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⒅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方针便确定下来了。
先打黄维兵团的决心确定下来后，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二十四日他给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写了一封信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⒆吴晗对毛泽东在指挥战略决战的紧张时刻，还读完了他所写《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并且提出使他在理论上得到启发的意见，十分感动。
黄维所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大部分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精锐兵团。其中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以后，因为淮海战场局势危急，未及休整，匆忙东调。他们带着大量重武器，闯入河流纵横的淮北，遭到解放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击，行动迟缓，先头部队到十一月下旬才进至蒙城地区，企图同由徐州南下的邱、孙两兵团和从蚌埠北上的李、刘两兵团，重占宿县，恢复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但彼此还隔有相当的距离。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歼黄百韬兵团之日）开始。二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双堆集地区。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⒇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21）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后，经过激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鉴于徐州已陷于孤立无援状态，经同蒋介石磋商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邱、李、孙兵团共三十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逃。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十二月二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22）四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退中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集团合围于徐州西南六十五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解放军采取南面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在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由于歼灭杜聿明已不成问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就地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它劈头就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广播稿最后要求他们：“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3）
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二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太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25）
当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相继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已被全歼、黄维兵团正被围歼时，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屡遭打击后，又失去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已陷入十分孤立和混乱的境地。
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除一个军位于归绥、一个师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四个兵团、十二个军连同其他部队五十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五百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这些部队中，百分之四十属于傅作义系统，百分之六十属于蒋介石系统，彼此间存在矛盾。在面临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面前，他们在总兵力上已居于劣势，处境极为不利。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发动后，这是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
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规划。这份电报明确地指出：为了将来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对他们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26）十月三十一日，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部署东北主力先抽两个纵队即行南下，其他部队准备在下一步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等地，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天在北平开会。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他所写的评论《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这种局势下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以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一定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整，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的生存还不会马上受到威胁。由于徐蚌会战已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要投入更多兵力，长江防线也须加强兵力，蒋介石着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他的主意并没有打定，仍在犹豫之中，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可能不愿南下，所以又想仍以傅部守平津，阻挡和牵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以利争取时间加强江防。傅作义的考虑是：绥远是他的“老家”，但他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带不去；而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暂守平津，有利于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自己的嫡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在南下后可能被蒋介石吞并。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西撤绥远。这样，蒋、傅各有各的打算，不易取得一致，一时仍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决策。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部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