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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