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