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朴很快就用红军的电台给马步芳发报，要他派人带钱来救这些军官们。红军的条件是旅长20万元，副旅长15万元，团长10万元，副团长5万元，营长3万元，副营长2万元，连长1万元，排长5000元。保安团、民团按这个标准执行。新二军和骑五师活着的旅长还有6人、副旅长还有5人，团长9人，副团长还有6个人，营长、副营长21人，连排级多一点。要马步芳无论如何带上500万元来与红军谈判，现在马鸿逵和七师的高级军官已经被释放，自己和军官们在这里度日如年，急盼解救。
其实，刘一民、胡底、马朴都没有想到，此时，马步芳的参谋长马德已经带着黄金在前往西安的路上了。
马步芳和马德率领宪兵团从甘谷逃回西宁后，惊魂未定，来不及收拢各地参与民团，拼凑部队，薛岳的十万大军就赶到了。
这次是薛岳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辛苦，丢下了许多尸体，才赶到了西宁。
马步芳一见薛岳大军赶到，就去拜见薛岳，要求薛岳为他报仇。
薛岳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不再理会他了，派出部队赶往兰州加强防务后，薛岳就开始在西宁行动了，将马步芳任用的官员免去了三分之二，仅留下个别名声略好的官员支撑门面，重要职位全部换上了从南京紧急空运到成都、随薛岳部队进入青海的官员。
这一下，马步芳算是彻底明白了，原来薛岳不是来帮自己的，而是来抢青海的统治权的。
明白归明白，没有实力一切都是枉然。
想去南京找蒋介石告状吧，薛岳直接就告诉他，委座说了，可以让他到南京就职，还可以派飞机来接他和他的家眷。
再想想当年自己和叔叔马麟闹矛盾，马麟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告状，蒋介石直言不讳地对马麟说，你们马家盘踞青海甘肃一带，没有给人民办一件好事，行径与土匪无异。弄得马麟羞愧难当。想到这里，马步芳自己就断了去告状的念头。
痛定思痛，马步芳觉得谁都不怨，就怨自己太傻太愚蠢，硬生生地把主力和那么多的保安团、民团断送在了天水。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西宁，带残存部队撤到玉树去。只要能在玉树休养生息几年，力量壮大了，蒋介石也好，薛岳也好，谁都拿自己没办法。
于是，马步芳带着自己的亲信和残余部队，离开了西宁，逃到了玉树。
薛岳懒得理他，巴不得他离开西宁呢。如果马步芳胆敢不轨，薛岳相信，自己谈笑间就可让他灰飞烟灭。
马步芳逃到玉树后，和马家军留在青海的核心人物一商量，就觉得马上得与红军交涉，让他们把被俘的军官和士兵放回来，不然的话，在薛岳的打压下，青马集团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
这马步芳和马鸿逵有一点不同，他比马鸿逵狠，办事自然也是如此。他知道，想从红军手里把人救出来，无异于痴人说梦，除了黄金、银元、战马、粮食，别的恐怕说什么都不行。好在青海产黄金，马家在青海统治多年，家底丰厚，出点血也不算什么。关键是要避开薛岳的耳目，安全的把黄金和银元送到红军手里。
马步芳本想亲自去西安，又怕薛岳知道后说他通共，借机收拾他，只好派参谋长马德前往西安。为了安全，马步芳把自己最后的精锐宪兵团派了出来，护送马德。
马德走后，马步芳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西安的消息，这一接到马朴的电报，马步芳就欣喜若狂。看来事情能成，这一定是红军授意马朴发的电报，等着自己去赎人呢！
马步芳马上回电，已派参谋长马德率宪兵团带钱款去西安，请马朴转告红军长官，注意派部队接应，保证马德一行安全。
马步芳还要求马朴多做工作，尽量让红军多放点人回来，钱不够不要紧，等马德到后，可以让宪兵团护送军官们回来，随后再带钱去接人。总之，回来越多越好。
胡底把马步芳的电报拿给刘一民看后，刘一民就笑了，马步芳这家伙，看来真的是开金矿开富了。行，这戏好看！
这个时候，李清已经赶回了西安，开始和胡底一起配合工作了。刘一民找来罗荣桓、蔡中、曾中生、吴征，同李清、胡底一起商量，觉得如果马步芳真的愿意拿钱赎人，不妨把那些俘虏士兵给他放回去。现在情况变了，马步芳一定是受了薛岳的气，又告状无门，急于壮大力量，与薛岳争夺青海统治权。既然如此，等马德来后，就与他谈判，按照班长3000元、士兵2000元的价钱让他赎买俘虏。
李清提出，标准太高了，马家军抓兵是不掏钱的，这样高的价格，马步芳一定不干，很难谈成的。
刘一民说：“谈不成不要紧，反正我们修路、建学校、搞屯垦、开矿山、办企业哪一样不需要劳力啊？而且这劳力还是免费的。”
李清嘟囔了一句：“你不是想要钱么？”
刘一民还没说话，蔡中就接着说：“军团长，我怎么感觉你这种搞法有问题，好象我们在做生意一样。你别忘了，我们可是红军，我们有俘虏政策。”
刘一民有点疑惑，再次看了看蔡中，感觉他好像没有发烧，就说：“我知道我们是红军，我们有俘虏政策，但那是看对什么俘虏。要是我们坚持按俘虏政策办，不知道变通，我们这么强大的七军团从哪里来？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从哪里来？再说了，没有钱怎么发展，拿什么去买设备、买材料，怎么能造出枪炮弹药来？这青马部队作恶多端，按道理我们不应该放他们，而是开他们的公审大会，一律枪毙。不过，那样我们不是得不到革命需要的资金了么？听我的，没有错。不过，我提醒你们，上到抗日战场时，少给我说什么俘虏政策，遇见日本兵就一个字，杀！直到把他们杀得吓破胆主动投降为止。千万不能在敌人没有放下武器前，就喊着缴枪不杀往上冲。谁敢那样干，就撤谁的职。大家都记住我的话。”
大家都不再吭声，办公室里静了下来。
第一六一章 忙碌
刘一民向中央报告和马鸿逵谈判结果后，就把翡翠西瓜和秦始皇、唐玄宗泰山封禅文告玉蝶交给了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识货人，自然知道这是国宝中的国宝，喜的让刘一民带着罗荣桓、蔡中、曾中生、吴征、钱壮飞、胡底去总部做客。
喝酒时候，蔡中趁机问毛泽东，这两样东西值多少钱？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蔡中同志，这是无价之宝，不能用钱来衡量。现在是战乱年代，军阀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盗卖国宝，把我们的宝贝都糟蹋了。既然东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好好保管。如果真要说个价钱的话，在我看来，到了我们革命胜利后，即令是有人出一个亿，我们也是不卖的。”
听的蔡中直咋舌，吴征说：“这下完了，蔡主任的老婆要给军团长洗六个月衣服了。”
朱老总一听就问：“蔡中不是没老婆么？怎么能给刘一民洗衣服呢？”
罗荣桓忙把两个人打赌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听的都是哈哈大笑。
毛泽东激动之下，趁着酒兴，挥毫泼墨，把自己1920年作的《沁园春·长沙》写了一遍，题上赠刘一民同志，交给他，要他带回去玩赏。
刘一民一看，主席写的很用心，又是趁着酒兴泼墨，绝对是珍品。就喜滋滋地收好，带回去让唐星樱小心收藏，万万不可遗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红七军团部非常忙碌。
胡底忙着与马步芳派来的马德谈判，李清忙着与阎锡山派来的陈敬棠谈判。
吴征的后勤司令部忙着督促各部队接受战马和牛羊，搞屯垦、办养殖场，还在准备着开办汽车、摩托车驾驶和维修培训班。
曾中生领着参谋处，开办了红七军团第一期参谋培训班，同时组织力量绘制陕西地图，着手组织部队培训各地的民兵骨干。
蔡中领着政治部开办政工干部培训班，抽调人员继续参加陕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的工作队。
罗荣桓找来杨大林，两个人一起研究起草刘一民交待的红军军法条例，准备筹建红七军团军事法庭。
刘一民着手修改现行的国民教育课本，准备在全军团普及小学、中学教育。
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到37年才能爆发。这中间有2年时间，刘一民就想抓紧时间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上去了，对武器的掌握使用和对战术理解的能力也就上去了。但是，刘一民看了西安的小学课本、中学课本后，感觉太简单，就决心结合课本，再加进一些内容，让针对性更强一点。
经过几天的努力，小学课本的语文、算术已经改好，刘一民把军团部受过大学教育的干部集中起来，进行了讨论，然后又征求了原陕西省教育厅有关人员的意见，又组织了一部分西安市各学校老师的意见，最后算是定稿了。书名就叫《工农红军小学教育教材》，编订者名字落款为红七军团长刘一民。
书编好后，马上就组织印刷，发到各部队让战士们学习。
为了保证战士学习效果，红七军团专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蔡中任主任，野战医院政委凌昆和军团政治部教育科长李国英任副主任，组织部队以团为单位，开办红军夜校。从成都带来的大学生中间选了一部分人，又从西安各高校中抽了一部分人，给各部队配齐教员。
小学教育是针对文化水平偏低的普通战士开展的，为了满足那些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干部战士学习提高，刘一民又着手编订中学课本，设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日语七门课。一直忙了十几天，才算见功。
这次，刘一民把西安能请到的专家名流都请来了，红七军团的几个留过学的人象陈同、曾照、周勋、郑燕、杨大林、彭程，还有国内名校毕业的沈谦一、孙家琪、晶晶、凌昆、陈子虚、杨唯、王鹏举、唐星樱等，都参加了讨论，对大家不太了解的新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最后，专家、老师和干部们一直认定，这套中学教材是国内最完备、最先进的教材。
得到大家肯定后，刘一民就让蔡中和凌昆马上安排印刷，发到部队让战士们学习使用。书名定为《工农红军中学教育教材》，编订人当然是刘一民了。
考虑到其他红军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刘一民要蔡中向红军总政治部请示，是不是可以把教材发到其他部队，让战士们学习。
红军总政治部马上要走了教材，经过研究后，决定各部队派人到七军团学习开办红军夜校的经验，领取教材，组织战士学文化。并责成红七军团教育委员会，负责全军红军夜校战士学业升级考试、颁发毕业证工作。
忙完了小学、中学教育教材编订工作，刘一民找来李清和胡底，询问与马步芳和阎锡山谈判情况。
胡底报告说，马步芳部俘虏军官的谈判进展顺利，都是用黄金结算，包括保安团、民团的军官在内，从副师长、旅长到排长，总共换了380万元，已经全部结清，马步芳另外赔偿擅自攻打天水给我军造成损失120万元，总计500万元。黄金已经全部交后勤司令部。现在这些军官已经在马步芳宪兵团的护送下返回青海玉树，但马步芳谈判代表马德和马朴没有走，他们想赎回那些被俘的士兵，问题是接受不了军团长定的价格。这几天马德和马朴都在缠着要见军团长，因为军团长忙，我没有打扰你，把他们凉在那里。
李清报告说，和陈敬棠谈判不顺利，这老头不好缠，动不动就要自杀。每天都是从早吵到晚，关键时候这老头就来这一手，搞的很头疼。
刘一民问李清：“是他不愿意赔偿呢还是别的原因？”
李清说：“他不是不愿意赔偿，问题是双方差距太大。军团长给阎锡山写的信是要2000万的钱或物资，陈敬棠说他的底线是300万，如果我们多要一分他就死在这里。还说什么他老了，完不成任务无颜回山西，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回去丢人。”
刘一民觉得奇怪，问李清：“你没告诉他，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就自己去山西弄钱？”
李清苦笑一下，说道：“这种威胁的话我每天都要说几遍，可是这老头咬定双方正在谈判，不是他们没有诚意，而是我们要价太高，我们如果在达成协议前向山西动手，他就死在西安，要让天下人看看，红军也会背信弃义。”
刘一民知道，历史上陈敬棠1938年就死了，是在日军搜查到他全家藏身的地窖后，举家遇难，是有名的三晋三烈士之一。阎锡山还真会选人，竟然派这个人来，估计就是看中了他的气节和忠烈。
想了想，刘一民就说：“阎锡山和马步芳不同，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老先生临终时，把家产专门拿出来一部分搞慈善事业，并交代阎锡山不得用他的遗产买军火。这老先生是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阎锡山本人也不错，虽然他是军阀，虽然他很反动，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保境安民和发展山西民生经济上。这次出兵陕西，估计是蒋介石给他画了个大饼，他经不起诱惑才上当的。再说晋绥军的纪律还不错，过河后没有故意破坏。这个陈敬棠是饱学之士，很有修养，很有气节。对他说话要客气，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生活上尽量照顾，年龄大了，如果在我们这里有病了就说不过去。”
李清和刘一民在一起时间长了，了解他，知道他看人很准。只要是他说不错的，那这人就一定不错。不过，李清还是问道：“军团长，那你说这事情咋办？不能这样老拖着啊？”
刘一民瞅瞅李清着急的样子，扑哧一下就笑了：“我说李清，你现在已经是红军主力师师长了，这点小事还来烦我？这样，当初我给阎锡山写信要2000万也没有什么根据，更没有向主席他们汇报过。你看着办吧！我考虑啊，阎锡山得拿500万元。不过，这500万元，我不要钱，一是要阎锡山把他的兵工厂设备给我们分一点，让我们能造步枪、机枪、和迫击炮、山炮、野炮及弹药。日本人马上要在华北动手，兵工厂在太原很不安全，及早给我们一点有好处。二是让他帮我们开铁矿、煤矿、建钢铁厂和电厂，电厂设备由他们提供，其余铁矿、煤矿、钢铁厂，他们提供技术人员就行了。三是双方缔结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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