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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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 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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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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