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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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 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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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
  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
  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
  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
  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
  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
  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
  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
  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
  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
  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
  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
  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
  ,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
  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
  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
  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
  ,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
  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
  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
  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
  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
  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
  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
  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
  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
  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
  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
  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
  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
  ;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
  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
  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
  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
  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
  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
  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
  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
  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
  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
  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
  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
  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
  ,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
  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
  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
  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
  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
  》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
  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
  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
  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
  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
  );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
  ;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
  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
  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
  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
  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
  ……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
  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
  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
  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
  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
  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
  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
  ,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
  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
  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
  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
  ,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
  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
  ,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
  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
  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
  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
  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
  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
  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
  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
  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
  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
  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
  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
  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
  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
  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
  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
  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
  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
  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
  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
  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
  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
  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
  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
  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
  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
  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
  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
  ,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
  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
  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
  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
  ,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
  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
  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
  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
  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
  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
  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
  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
  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
  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
  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
  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
  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
  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
  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
  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
  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
  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
  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
  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
  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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