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给我什么钱呀！”
这位年纪比我妈还大许多，却谦虚地把我称做“大兄弟”，老妇人的那句“大家都不容易”，其实是挺幽默的一句话，可我听了不知怎么鼻子一酸，差点流下了眼泪。是啊，大家都不容易，说不定我在同情她的时候，她也正在同情着我呢。
能在这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我多年的梦想，这种追求难道是一件值得别人同情的事吗？况且，同情我的又是这样一位其实更值得别人同情的老妇人？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是我人生的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来北京后，有人告诉过我，你的声音太像齐秦了，没自己的特色，这样是红不起来的，我没怎么理会他。这东西不是我选择的，它长在我身上我总不能连自己都不喜欢它吧，我从来不否认我特喜欢齐秦的歌，但我对音乐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和理解。
我将来不一定非要走红歌坛，这种愿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过特别强烈的时候，我只喜欢水到渠成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能否得到别人的肯定、能否成为著名歌手并不重要。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只是喜欢唱我想唱的歌，即使只能像现在这样坐在地铁口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我也无怨无悔。
纽约是个艺术的大都会，据说那里的很多街头艺人都是技艺超群，完全可以上卡耐基音乐厅去演奏。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街头或地铁站里表演呢？说白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崔健的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没地儿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对我来说，生活中除了唱歌我找不到任何乐趣，唱歌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精神，我的物质，我的生命，我的天使和地狱。
当我坐在地铁口或地下通道弹着吉他唱歌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歌声与众不同，它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些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我，它们或是游移的，或是专注的，我能感觉到很多同样寂寞的心在聆听，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地铁口唱歌，除认识那位老妇人外，我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
他是搞摇滚的，因为在家排行老五，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五。小五是山东人，今年２０来岁，虽然年纪与我相仿，但“北漂”的历史却比我长得多。搞摇滚的人打扮得都比较有个性，他头发极短，耳朵上戴了四个耳钉，其中一个戴在耳廓上，左鼻还戴了一个银色的鼻钉。他住在树村，树村是个摇滚村，那儿聚集着一大批像小五这样有志于献身摇滚事业的人。
与小五相识的过程，说起来挺有意思。一天，我正在地铁口唱歌，小五下了地铁从地铁口钻出来听到我的歌声便停住了脚步，他站在我的面前三四米的地方，听了足足半个小时，然后便慢慢地向我走来。
走到我的眼前，他开始掏口袋，我知道他是想赏我几个钱，便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继续唱我的歌。平时我就是这个样子，当有人给我掏钱时，我都会装作没看见，只等他们把钱放到我面前的盘子里，我才会冲他们笑一下表示谢意，然后继续唱我的歌。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乞丐，所以从不对给我钱的人低三下四，我是个流浪艺人，虽然穷，但我是有尊严的。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4）
小五与那些过往的行人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他掏钱的时候我并没太在意他，只是让我吃惊的是，他把兜里所有的钱——两张５０面额的，几张１０元、５元的，还有一堆毛票一股脑儿全掏给了我。
这是我做地铁歌手以来遇到的最慷慨的一位，我有些吃惊，以为自己碰见了个喜欢音乐、懂得欣赏我的大款或是一个活雷锋，便抬头看了看他，见他穿着很平常，并不像个大款的
样子，便有些疑惑。他面带笑容地望着我，我也冲他笑了笑，然后继续唱着歌。
过了好一会，他仍不走，仍站在我的面前笑。我停下来，用更加疑惑的眼光望着他。
“哥们儿，可不可以向你借５块钱？”没想到他竟这样开口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我已经没钱坐车回家了，如果你不愿意借给我５块钱，那我就只能步行着回去了。”
我张着嘴，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话。
“哥们儿，借不借，”他又说，“不借我可就要走了呀！”
我赶紧从他给我的那堆钱里捡出那两张５０的给他，他笑着推开了，只从钱堆里拿走一张５块的，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捏着那张票子扬长而去。
我觉得这人好奇怪，竟然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弄得自己连坐车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怎么就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几天后，就在我快把这件事忘记时，小五又一次出现了。
这次，他是来还那５块钱的，我坚持不要，他坚持要给我，两个人拉拉扯扯了半天，最后我只得收下了那５块钱，但我的条件是：他得陪我去喝顿酒！在北京没有一个朋友，已经好久没人陪我喝酒了，我一个人不愿意喝闷酒，所以想让他陪我，当然是由我请客。
小五兴奋地同意了，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歌，也想跟我交个朋友，当然愿意与我一块去喝酒。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背起我的吉他走在前面，我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几杯酒下肚，我知道了他叫小五，原来也是个搞音乐的，算是同行。
因志趣相投，我们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成了朋友。
我喜欢小五，喜欢和他一起抽烟、喝酒，更喜欢和他侃大山、聊音乐。
小五的烟瘾很大，酒量更大，他抽北京牌香烟，一天可以抽两三包，酒喝二锅头，一天一瓶不在话下。我很担心过度的烟酒会破坏他的嗓音，小五却说离开烟和酒，他就没有激情去搞摇滚了。他还说，即使烟酒破坏了他的嗓子，他也不怕，说不定还会形成他独特的嗓音呢！
谈到摇滚、谈到摇滚界的大哥大人物崔健，小五说他更喜欢第一次在北京工体唱《一无所有》时的崔健，那是一个赤裸裸的崔健，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崔健。
小五对崔健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说崔健该算个世界级的摇滚大师了，崔健的精神是世界级的，崔健的音乐也已经快接近世界级了，他惟一没接近的是他个人最基本的技术问题：唱功。很多人说他现在的摇滚不注重旋律性，其实这个并不影响他的永恒、流传与厚重、独特。
除了聊摇滚，小五还爱与我聊女人，虽然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据他说，他曾与３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第一个女人，是他的邻居。她是个３０多岁的少妇，长得很丰满，也很风骚。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家探亲几次，所以她在性的要求上就特别饥渴。
那时他刚上高一，那女人说她家有几本小说，非常好看，于是就让他去取，可是，那天，他去了，她却赤身裸体地站在他面前。
后来，他哭了。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童贞献出去了，他不知该怎么办，只想痛哭一场……
第二个女人是他在第一次从家乡来北京的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女孩年纪不大，是来北京开发廊的打工妹，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聊得很投机，在漫长的旅途中渐渐“产生了感情”。
临下车时，那个女孩还给了他一个手机号，让他以后常和她联系。可惜，那个手机号很快就让他弄丢了，就这样，仅仅只与她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就和她失去了联系。
“真是可惜呀，”小五感叹着，“现在我还时常会想起与她在火车上的那次激情。她可真漂亮，皮肤像缎子一样滑，摸起来那个感觉，让人酥到了骨头里，啧啧，可惜呀。我怎么就把她的手机号给弄丢了呢，要是不丢，想她了我不就可以去找她了吗？只听她说她的发廊在朝阳区，朝阳区大着呢，我到哪里去找她！唉，真是可惜！”
第三个女人，说起来就不那么光彩了，她是一只“鸡”。那是他来到北京的第二年的事了，他实在挺不住了，就跑到路边花３０块钱叫了一只“鸡”。在那只“鸡”租的民房里，他因害怕派出所的人突然闯进来，慌里慌张地就把事情解决了。事后回忆，觉得自己太胆小了，还没看清那个女人的身子自己就不行了，真窝囊呀！
第一次听小五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这些“浪漫的事”时，我坐在一边脸红心跳，紧张得把手心都攥出汗来了。讲完自己的事，小五就逼着我，让我把我的艳遇也给他讲一讲。在他的“审问”下，我只得老实交代，我哪里有什么艳遇，至今我连女孩的手都没碰过呢。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5）
“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小五替我着起急来，“像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人，如果不搞上几个女人，那哪来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还怎么去搞创作！老弟，听哥一句劝吧，要想成就一番大事，首先得解放自己的思想。记住了，以后逮着机会就不要放过。实在没有机会，什么时候我带你去找只“鸡”也行呀！”
听他这样说，我吓得连连摆手。见我被他吓成了这样，他开心地笑了。
小五常到八里庄我的住地找我喝啤酒、吃羊肉串，我也常去小五住的树村玩。后来，我对树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搬到了那儿与小五做起了邻居，并在他的鼓动下，加入了他们的乐队。
树村坐落在北京北郊一个叫做“上地”的地方，这儿聚集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手，树村的东北方向是著名的迷笛音乐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将它视为在北京发展的第一站，于是便自发地在这儿聚集了起来。
树村的西北方向是东北旺，那里也是一个已经成型的音乐村；再加上西三旗、黄土甸，便形成了一个以树村为中心的特殊的地下音乐群落。树村就像圆明园的画家村、亮马河的东村一样，由于诸如房价便宜、特定人群集中一类的原因，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树村的“北漂”艺人生活极度贫困，但多数乐队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在他们看来，让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所以他们宁愿受穷，也不愿去干别的事情，他们只希望能靠音乐养活自己，于是他们便去酒吧演出，演出挣的钱刚刚够他们打车回村，外加喝一顿酒。
搞摇滚势必会发出噪音，容易招来附近居民的责骂。为了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在乐手们租来的小屋里，练琴时要在窗口、门口捂上被子，以降低音量避免扰民。这个样子，像是地下工作者，也使他们显得愈加神秘。
真正令树村在摇滚圈声名大噪的，是树村西北方的后营。后营是树村的边缘部分，以其相对空旷和偏僻的地理位置，迅速地吸引了来此落脚的摇滚乐手，百分之九十的乐手和乐队都汇集于此。
在树村，摇滚乐手的日常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练琴。偶尔的狂欢聚会是在一处被他们称为“摇滚大食堂”的简陋饭馆里进行的。
在后营中部有一个小商店，商店前面有一块空地，空地旁扔着几张破烂不堪的沙发，每天，总有几个，或十几个人在这里懒洋洋地坐着吹牛。在树村，乐手们租得起的房子永远是低矮的棚屋和厢房，五六平米的房子租金在１００块钱左右。
即使这么便宜的房租，也有人交不起，于是交不起房租的乐手们就被房东毫不留情地轰了出去，为了不致让自己沦为乞丐，他们只得厚着脸皮在村中“蹭”朋友的饭吃，吃饱了就赖在这儿不走，晚上就住到了朋友这儿，然后逢人就说留他吃饭住宿的这位朋友够哥们儿，让人家不好意思再赶他走。
我觉得树村这儿挺有意思的，起码比我孤零零一人住在八里庄热闹多了。
房子是小五帮我租的，很小，刚够我摆张床，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美女，小五告诉我，原先住这儿的，是个光头乐手，前一段时间他们的乐队出了专辑，有了点名气，他就随乐队搬到市区住去了。
把简单的行李放下后，我与小五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小五领我去吃午饭，我跟着他来到路边的小酒馆，我们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青椒肉片，两瓶燕京啤酒，就坐在脏乎乎的小酒馆里直接拿着酒瓶喝了起来。
小酒馆的录像里正放着港台片，乒乒乓乓的打斗声平息后，会来上一场露三点的床上戏，看得周围吃饭的民工瞪着眼忘记了往嘴里送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小五与我喝光了两瓶啤酒，吃光了花生米和青椒肉片，算是完成了为我接风的仪式。
离开小酒馆，我们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小五对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女人，不管她长得美丑，只要年龄不是特别老，都会来上一段精彩点评，诸如“屁股太小了”、“没腰”、“眼太大，占了半张脸”、“这个有味，乳房大”、“这女孩好看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两腿叉得太开，不是处女”之类的话，像炒豆似的不断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小五把我带到附近一个哥们儿那儿坐了会儿，介绍我们认识后，就坐在他那儿聊了起来。这哥们儿是乐队的鼓手，年纪比我们都小，模样儿长得挺清秀，最讨人喜欢的是那张嘴，甜得像抹了蜜，只要年龄比他大，他都管人叫哥，对小五更是五哥长五哥短地叫个不停。
聊了十几分钟，我与小五回到了各自的出租屋，简单打扮了一下，小五就领着我和其他几个人，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位讨人喜欢的鼓手，去路边等公共汽车。他说今天乐队要去录音棚为他们的专辑做缩混，他要带我去熟悉一下情况，好为以后我的加盟打下基础。
录音棚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设备很简陋。我们刚到不久，录音师就开始工作了。这是他们乐队第一次录制专辑，作为主唱，小五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