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余刚先生：我叫周浩，见到这个名字，你也许还有印象。你成了英雄，全国人民都在向你学习；而我却成了令人不耻的阶下囚……我的犯罪不仅对你和他人的伤害太大，同时也给我父母和家中亲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我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如果不是你遏制了我的犯罪行为，也许我对父母的伤害会更大。天下没有后悔药，过去的只有用劳动的汗水去洗刷……余刚先生，我现在改好了，已由法盲变成了知法懂法守法的特殊公民，还掌握了生产技术，担任了生产组长……我心中一直想着如何向你忏悔。因为我今后还要做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见到你，当面向你忏悔和道歉。我将用你的精神鼓舞我走好下半生的人生道路。余刚先生，你能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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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刚看到信后，当得知周浩表现较好并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和获得减刑时，他非常高兴。几天后，他给周浩写了封回信，送到了《新生导刊》编辑部。
吴记者也将此信在“大墙内外鸿雁传真”专栏里发表了：
“周浩：你好！得知你在清河监区的改造情况，还受到了减刑，我为你感到高兴……周浩，如果你能从内心深处过好认罪关，深刻地认识到它的影响和危害，那么你就会在思想和劳动改造中以十二分的力量投入进去，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你要珍惜党和政府给你的学习和改造的机会。你还很年轻，你的前途还是美好的……在我干了一点好事的时候，人民政府就及时地给予表彰和奖励，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的政策的英明伟大……希望你收到信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争取早日回到社会，回到你亲人的怀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望不断听到你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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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刚和周浩的通信发表后，在清河监区第二监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英雄与囚犯”的故事再次流传开来，成为服刑人员议论的热门话题。
许多犯人议论道：“余刚真的会来吗？那就不是冤家路窄，而是冤家路宽了……”
曹指导员接到吴记者的电话，得知余刚已答应去监狱看望周浩。
曹指导员问道：“我们分监区下个月要召开服刑改造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周浩也被评上了，能不能请余刚下个月来呢？”
吴记者答道：“应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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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飘香，凉风消暑。
一辆警车向白湖监狱方向开去，车上坐着的正是余刚和吴记者。
余刚还特意买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心灵小语》、《公民常用法律手册》等书籍和许多水果。
曹指导员等七名分监区民警在第二监区门口迎接。
大约下午四点多钟，周浩被民警带到会见室。
见到余刚，周浩既感到惊讶，又感到羞愧和不安，他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余刚走上前去，与他亲切握手，并风趣地说：“周浩，我们这次见面已不是敌人、仇人，而是朋友了！”
面对余刚的风趣和大度，周浩紧张的情绪放松了许多，他低下头，嗫嚅着说：“没想到，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余刚递上书籍和水果，周浩却不好意思收。在吴记者和在场的指导员和韩监区长的劝说下，周浩才羞怯地收下这些“礼品”。
余刚首先对周浩几年来所取得的改造成绩表示了祝贺，他说：“你能有这样的改造成绩，是党和政府多年挽救教育的结果，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早日回家，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新人。”
周浩手捧着书籍，惭愧地说：“谢谢，谢谢！”
余刚和周浩坐下来，进行了促膝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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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结束时，周浩表示：“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一定会努力改造，做出成绩，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吴记者走上前，打趣地说：“周浩，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握手，希望你加速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到新生的那一天再与余刚‘第二次握手’！……”
在场的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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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清河监区第二监区一分监区、二分监区和三分监区的服刑改造积极分子表彰大会隆重召开，周浩等二十余名服刑人员受到了表彰。
主席台上，余刚为胸戴大红花的周浩颁发了证书。
吴记者拿出照相机，按下了“快门”……
正文 第五集 非我心狠
（更新时间：2006…6…26 10：25：00 本章字数：4695）
清晨，一轮红日从广袤的田野上冉冉升起，瑰丽的曙光给第二监区洒上了一层金辉。
一分监区的服刑人员正在进行队例训练。这是每周必修的科目，除了齐步、跑步、踏步和正步四种基本步伐之外，还有三种转法和立正、稍息、蹲下、起立、报数等等。他们还唱起了队例歌曲《喊起一二一》。这是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推广狱内服刑人员必唱的二十首歌曲之一。
嘹亮的歌声在监区的上空回荡：
喊起一二一/不要把头低/迈开新生第一步/重走人生路/喊起一二一/不要再犹豫/努力改造重新做人走向光明/春去冬来我们脱胎换骨/亲人的期盼牢记心头/喊起一二一/不要再犹豫/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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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一辆屁股冒着黑烟的三轮车，摇晃着驶入清河监区第二监区。
车上，是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母亲约三十多岁，脸色苍白，神思恍惚，那微微凸出的眼泡和额头的皱纹印记着她长期的操劳。下车后，她对孩子们说：“你们去见爸爸吧，记住爸爸叫刘青。妈去买点吃的东西，一会就回来，听话，啊！”
“好——”三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高兴地答应着，朝会见室走去。
母亲跨上车，眼里含着泪，像是自言自语：孩子，妈对不起你们了！然后，咬咬牙，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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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室里，三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最多五六岁，他们兴奋地喊着：“我要见爸爸！我要见爸爸！”
值班人员问明了缘由，立即通知了一分监区当班的曹指导员和汪队副。
面对突兀而来的情况，曹指导员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大一点的女孩子面前，和颜悦色地问道：“你们从哪里来，要找谁？”
女孩说：“我们来看爸爸，爸爸叫刘青。”
见只有三个孩子，汪队副问道：“你们和谁一起来的？”
女孩答道：“和妈妈，妈妈坐车走了，说是给我们买东西吃。”
指导员和汪队副抬头看了看，见周围并无人影，便把三个孩子带到了会见室。
汪队副打来洗脸水，把孩子们的小手和脸蛋一一洗个干净。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母亲的踪影，曹指导员似乎明白了：又一起丢弃孩子的事情发生了！
这时，刘青从工地上被带回。
看到眼前的一切，听了指导员的介绍，他的心里痛苦得像被玻璃碴儿划割着。他回想着往事，真是痛心疾首，神魂俱乱。自己当初盗窃犯罪，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好一点吗？可是如今自己被判刑六年，一切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他不禁抱着孩子失声痛哭起来：“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们啊……”
三个孩子围着爸爸，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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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孩子们都饿了，曹指导员只好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安排饭菜。很快，香喷喷的饭菜端上了桌。孩子们围拢过来，像是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急如星火地大口吃了起来，一会儿便把饭菜吃个精光。
吃过饭，三个孩子在树下玩起玻璃球。看到孩子们那纯真无邪、无忧无虑的身影，曹指导员的心情沉重起来。
作为分监区的政治指导员，曹国庆可谓十分忙碌。他不仅负责分监区民警的管理教育和执法执纪监督工作，还要组织落实“日碰头、周分析、月摸排”等制度，更要掌握犯情特别是检查落实对重危犯人的承包与转化工作，此外还要做好上级安排的临时性工作等等。他深知，此时此刻对刘青来说，仅仅做些思想工作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拨通了清河监区分管管教的张副教导员的电话，把眼前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
张副教导员在电话中说道：“要尽力把三个孩子安顿好，至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研究了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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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清河监区会议室。
清河监区曹书记、魏教导员、张副教导员和一分监区民警为此事专门召开会议。
张副教导员严肃地说：“监狱虽然是个特殊的环境，但我们如果把孩子推脱出去，孩子们极有可能流浪社会，这样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刘青的安心改造。孩子不能留在监狱，他们应当去上学，接受良好的教育。”
曹指导员也说道：“我建议，到刘青的家乡家访，尽快解决孩子的生活问题和上学问题，解除刘犯的后顾之忧。”
“好，就这么办吧！”曹书记最后说道。
傍晚，汪队副把三个孩子护送到清河监区招待所，交给了正在那里等候的王阿姨。大女孩牵着弟弟、妹妹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进招待所。
吃过晚饭，王阿姨还从家里拎来一大包衣服，比划着大小，给孩子们穿上。入夜，王阿姨直等到孩子们全部睡去后，才靠在床沿打起盹来。
不知过了多久，大女孩双手在空中抓着、喊着：“妈妈，你不会丢下我们的，不会丢下我们的……”
王阿姨被惊醒，她一边安慰一边给女孩擦去眼角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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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副教导员已与刘青家乡的乡政府和派出所取得联系。第二天，清河监区专门安排警务车，由曹指导员、汪队副和民警王方军护送三个孩子回家。他们还给孩子准备了晕车药，带上了路上吃的面包、水果和矿泉水。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驶着。天近午时，警车驶入了蜿蜒难行的乡间小道，司机挺直腰板儿，双手紧握方向盘，路上间或有一小群牛羊悠闲地走过。再往前走，高低不一的泥路密集起来，汽车扭起了“麻花”。
太阳渐渐西沉，他们来到了乡政府。
曹指导员和当地乡政府及派出所的领导聚集在会议室现场办公。他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刘青的改造情况。
派出所许所长说道：“维护监狱的正常改造和生产生活秩序，是我们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携手合作，共同把刘青家里的问题处理好。”
李乡长对监狱民警能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解决罪犯的家庭困难深表敬佩，他感慨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到了我们的前头！放心吧，我们绝不会让孩子流落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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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的妻子王小兰已得知监狱民警带着三个孩子来到村里，她不知监狱民警究竟是何意，心想：一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她感到了害怕和担忧，于是悄悄躲了起来。她躲在邻居家的茅厕里，心里却像揣着一只小兔子，砰砰乱跳。
监狱民警在乡政府及派出所所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刘青的家。
刘青入狱后，家庭生活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的两间土坯房用几根木头支撑着，唯有的家什只是二张破床，一只旧木箱子。
看到眼前的一切，曹指导员的心里不禁再次沉重起来。曹指导员的父母也是农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刘青的犯罪入狱是导致家庭不堪重负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代中国农民的贫困曹指导员也是十分清楚的。
他不禁想起前一阵子看过的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他对作者敢于写出当今农民的真实情况而感到由衷的敬佩。虽然有些文学界人士认为“作品已经偏离了文学的轨道，即使作为报告文学来讲也很粗糙”，可是，指导员心想，那些所谓的大家们为何不以自己的春秋之笔也来关注一下农民呢？他们知道各种税费给农民带来的是多大的灾难吗？他又想起去年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一些农民工为了讨回工伤赔偿和拖欠的工钱，不得不以跳楼自杀作为最后的赌注，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居然称之为“民工跳楼秀”，甚至主张严惩这些“赤贫贵族”。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谈判筹码来寻求正义和权力的时候，难道也是一种“秀”吗？这些一无所有只剩下生命的农民工，难道也可以称之为“赤贫贵族”吗？这真是冷酷无情的词汇！
这样想着，曹指导员忽觉自己想得太远了，自己是来帮助解决犯人家庭困难的，怎么一想就想到这些了呢？他忙回过头，说道：“真没想到，刘青的家里这么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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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监狱民警都能如此不辞辛苦，关心犯人的家属，我们作为罪犯家乡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村民委员会主任说，“我们会尽快召集村里棒劳力，把这两间房子翻修一下。”
李乡长也当即表示：“从下月开始，他们把刘青家属和孩子列为帮扶对象，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解决孩子们的基本生活费和学费，直到刘青刑满释放为止。”
曹指导员如释重负地说：“那就谢谢你们啦！”
“哪里，应该谢谢你们才是！”李乡长说，“这样吧，既然刘青的妻子不在家，我们先回乡里再说吧！”
一行人正准备往乡里赶，却发现门外挤满了人。
原来，监狱民警专程来村子里帮助解决犯人子女生活问题的消息不胫而走，大家都十分好奇，围拢过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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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一角的王小兰，从悄悄跑来的妹妹的口中得知了监狱民警的来意，她被感动了。她没有料到监狱民警不仅没有对自己有任何指责，还对一个犯人的孩子如此关心。一种羞愧感油然而生。
她跑步追了上来，拨开人群，冲到指导员面前，大声说道：“我就是孩子的妈妈！”
“是小兰啊，你终于出现了！有什么事就说嘛，干吗要躲起来呢，你瞧，监狱警察是来帮你解决困难来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说。
王小兰抱起孩子，失声痛哭。
指导员走上前，安慰道：“我们并不是来怪罪你的，我们也理解你的难处，但孩子不能没有家啊。”
王小兰站起来，眼里噙着泪水，说道：“不是我心狠，我丈夫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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