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则为二百万人以上。
对劳动力需要量的增加，再加上维持大规模招募外国工人所遇到的困难，这时已使国内劳动力的彻底改组刻不容缓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劳工法律实际上始终没有修改过，这时却变本加厉起来，目的在于挖掘出最后的储备力并最恰当地分配已在使用的劳动力。戈林于1942年6月13日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除非劳工部门有令，否则禁止工作上的任何调动，从而对劳工的流动实行了有效的管制。劳工的征募工作，先前是根据1939年2月13日的法令执行的，这时则根据1943年1月27日的法令大大加强了。根据新的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男人和所有年龄在十七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女人，除了某几类已婚的妇女外，都被要求去登记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可是，这项措施的结果是使他们失望的，登记的虽又有大约三百五十万人，但是绝大多数是妇女，其中有许多人不是留作别用，就是每周不能做足四十八小时的工作。
鉴于一方面要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总数具有困难，另一方面武装部队和军备工业又需要更多的男人，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把可以利用的平民劳动力进一步集中在兵工部门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于1943年3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同作战不直接有关的所有厂商不是完全歇业，就是大力集中。有过一段时期，军事工业中雇用的劳工可以免服兵役，但是到1943年秋天，武装部队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年纪较轻的熟练工人也应征入伍了。
不过，总的说来，在1944年上半年结束以前，军事工业一直拥有充足的人力，使它们可以维持，甚至增加生产。但是德国的敌人于1944年夏天在诺曼底登陆，这标志著德国劳动力动员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那时起，德国显然面临着一场围攻战。在戈培尔于1944年7月被任命为总体战全权代表后，接下去公布了一系列命令。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企图为武装部队，为军工生产或为构筑防御工事，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后备力量。征募的年龄在1942年夏天已经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这时又进一步降低到十六岁；征募妇女的年龄限制从四十五岁提高到五十岁；一般工作周的时间则从四十八小时增加到六十小时。此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目的在于停止对于战事并不直接和立即有所贡献的一切活动。各种形式的娱乐，例如戏院，都遭到取缔；出版的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邮政业务削减了一半；铁道业务也减少了。可是，到1944年秋天，轰炸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物资和劳动力的调度失灵，竟然比实际缺乏劳动力更严重地妨碍了生产，而10月间人民冲锋队的成立，以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在冲锋队服役这一点，进一步造成了困难。在德国各地，总的说来，对劳动力进行任何周密的重新分配已变得不可能，小批人失业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德国利用欧洲的劳动力决不仅限于调到德国本土去工作的那些人。希特勒在1941年11月9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就德国的领土而言，即就我们占领的地区和我们已置于行政管理下的地区而言，我们将能利用所有的人去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服从于德国的需要。一个人究竟奉派在他的家乡地区、在他本国的另一个地方、在德国，还是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工作，这最终取决于他在各有关地方对促进德国作战所起的相对的作用。甚至盟国和卫星国，也由于德国对原料的控制和德国施展的种种财政金融手段，而被迫在得不到足够的金钱补偿的情况下，根据德国的需要来使用它们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
一个工人受雇在自己本国工作，并不表示他在生产供本国分配的商品，或者他的劳动在任何方面的确有利于本国。这一点明白地见之于绍克尔1942年8月22日发布的一道命令中，该命令作了如下的指示：
占领区可用的劳动力，首先必须用来满足德国本身的主要作战需要。 这种劳动力在占领区必须按照下列次序使用： （1）用于军队、占领机关和民政机构的必要工作；（2）用于德国军备计划； （3）用于同粮食供应和农业有关的工作； （4）用于军备工业以外的其他对德国国家有利的工业工作； （5）用于对该地区居民有利的工业工作。
这样，只是在德国可能提出的一切需要都满足了以后，被占领国家本身对工业品的任何要求才能获得满足。
除了用在田地上外，还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使用被占领国家的居民来为德国的作战效劳出力。第一是构筑防御工事和其他防御工程，第二是生产武装部队和德国战时经济一般所需要的物品。
构筑防御工事的大部分工作，由“托特协会”主管。这个组织系弗里茨·托特于1938年5月28日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建成西线壁垒。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其后德国领土的扩张，“托特协会”的工作大为增加了。它进而负责建造公路、铁路、桥梁和碉堡，负责挖掘战壕，还负责建造象大西洋壁垒和利古里亚壁垒那样大规模的工程。大西洋壁垒从挪威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利古里亚壁垒则是1943年9月开始建造的海岸防御工事体系，目的在于掩护土伦到斯培西亚一线。除了严格的军事任务以外，“托特协会”还负责兴建港口和兵工厂，有时甚至负责开发和经营矿山。
“托特协会”的工作人员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同在别处一样，德国人也得到优待，尤其是在特种制服方面，以及在报酬和津贴方面，发放津贴是表示承认构筑工事和建筑工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前线后方很近的距离内进行的。由于外国工人的数目增加了，德国人越来越多只被用作工头。招募外国人的工作，是按照招募工人运往德国的工作大致相同的方针进行的。必要时除说服外，还辅之以公开的强迫。“托特协会”究竟雇用了多少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没有什么统计数字可查。根据绍克尔于1943年5月17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雇员的总数已从1942年3月底的二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增加到十二个月以后的六十九万六千零三人。然而，招募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5年，以满足德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需要，因此最后的数字多半大大超过了1943年3月的数字。
德国原来的想法是，把一大部分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备和军火工业的生产，集中在德国境内。但是，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把定货单包给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去生产所获得的好处也就更为明显了。大批工人被招往这些工厂里劳动，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对德国的作战于是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了。
可是，招募工作开始出现了困难。到1942年底，后备劳动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对他们提出的全部需要了；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开始同招工送往德国的工作发生了冲突。由于绍克尔作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有责任为德国提供工人，可是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却不归他管，而归施佩尔以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身分主管，因此这场冲突便有了个人的因素。从1942年秋天起，招募工作上的争执变得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劳工被转到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工作的工厂去，绍克尔对于这种做法给他自己的招募计划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发出了怨言。可是，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3年秋天，“限制性企业”的概念被设想出来了。它的目的是确保那些据认为对军备和战时生产必不可少的企业有劳动力供应，并且规定，除非事先征得施佩尔同意，否则军备和战时生产工业的工人不得由绍克尔调走。绍克尔抱怨得更厉害了。在中央计划委员会1944年3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绍克尔叙述前一年秋天他为招募工作所尽的力时，说：
这个计划破产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全都认为劳工将不再从这些国家调到德国来，因为现在工作必须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完成。几个月来——我有时在一个月内要到这些国家去视察两次——人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毫无理性跑遍了这些国家去榨取劳动力的傻瓜。说实话。甚至法国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就连德国当局也在争论，绍克尔究竟是不是傻瓜。
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后来又说：
我要清楚而大胆地声明：我认为，就法国供应的劳动力而言，滥用受保护的工厂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德国劳动力供应的重大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决定，要我的助手同军备当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厂去进行搜罗，那末劳动力的这一来源将来也仍然会遭到限制，不能为德国所利用。假使这样，元首向我叙述的计划就很可能会失败，意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于是这场争论就呈交希特勒去解决。在1944年3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绍克尔重申了他的不满，并且声称，他的1944年的整个招募计划由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广泛储备工人而受到了危害。“为了确保军备任务和调拨分派到的平民名额而指定一些受保护工厂一事，在西方占领区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致要顺利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招工任务已经不可能了。”作为答复，施佩尔于4月5日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他说，被占领各国的生产，对德国作战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后备劳动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他认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从7月1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的一项声明来看，很可能这场争执的解决是对他有利的。
施佩尔部长说，他对于推动为德国招募更多的劳工的工作和对于维持德国境外的生产这两方面都得加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战时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提供的，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元首新近决定，这项生产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维持下去，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
此后不久，西方盟国挺进的部队就使这场争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那时起，生产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进行生产的地方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进行了。
除了在德国本上雇用的人以外，为德国的作战从事工作的总人数，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估计。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动，“不论运往德国的人数多么大，不是送往德国，而是送往他们本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占领区的人数，也许还要大”。
可是，根据法国政府关于德国雇用法国劳工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我们对于德国雇用外国工人在他们本国做工的规模可以稍许得到一个概念。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包括使用的战俘在内，相当于法国损失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德国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对德国的作战献出了五十一亿三千六百三十四万六千个工时，而德国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个工时。因此，可以说，德国人从那些在法国工作的法国工人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亿零五千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个工时，而从那些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那里则只得到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
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态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种优越的学说为其基本原则。这种“主宰民族”的理论由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埃里希·科赫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须记住，从人种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最卑贱的德国工人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这个方针的实际应用，必然使欧洲的非德意志人口的权利和利益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权利和利益。
一个俄国人，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我丝毫也不关心。这些民族所能提供的象我们这样优良的血统，我们将予以接受，必要时把他们的儿童掳来，由我们在这里抚养成人。这些民族繁荣昌盛还是活活饿死＇原文用verrecken，是指牲口倒毙＇，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点上才使我关心，否则，我根本就不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时是否累倒，我关心的只是为德国挖的反坦克壕是否完工这一点。在不必要的场合，我们决不应该粗暴无情，这是无疑的。……但是，为他们操心，给他们理想，从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难以对付他们，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犯罪。
种族歧视的方针几乎影响到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每一方面——招募方法、生活条件和雇用条件，无一不是如此。除了这种总的歧视以外，在不同类别的外国工人之间还有更进一步的歧视。大致说来，外国人在这方面被分为三类。最低级的是犹太人，这种人根据一项总的方针，被认为是应当灭绝的，不管他们的劳动对德国的战时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其次是所谓“东方”工人，这一类里包括从波兰、前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被占领区来的人。在这一类里，也有某种区别，俄国人被认为最不值得体恤，其次是波兰人，而前波罗的海国家的国民则得到了某种优惠待遇。第三类包括从盟国和中立国以及西欧被占领国家来的人，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不过，在这一类人里，按照技术高低给予的不同待遇不下于按照国籍的区别对待，因此，总的说来，匈牙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和佛兰芒人作为熟练工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法国人和荷兰人也比技术较差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西班牙人过得好些。
促使德国严厉对待外国劳工的另一个因素是，雇用大批外国工人在德国工作和明确表示“要划出更清楚的种族界限”的长期目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纳粹领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不断强调这种雇用的临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