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以前，两区之间是禁止通信的，在这以后才准许通信，但仅限于使用上面印好字句的明信片。法国当局虽然继续在占领区内行使职能，但只是在德国军事司令官及其下级军官的管制下行使的。
非占领区同法国其余地方的不相往来，意味着它同法国比较富庶的一半地区隔绝了，失去了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百分之六十五的产业工人，百分之七十四的小麦产量，百分之七十的牛奶，等等。此外，1939…1940年冬季的严寒对农作物十分不利，而1940年夏季的战事又妨碍了收割。
英国于1940年6月25日已把封锁扩大到法国，这就切断了法国大西洋沿岸和海峡沿岸各港口的交通往来。在地中海，倒不是战舰使封锁生效。英国人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更加恶化，在1940年就没有试图加以限制。然而，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博杜安在8月22日的一次广播中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活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五十万头牛，一百五十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年冬季，巴黎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因此非占领区的情况就更形恶化了。
粮食供应是维希最紧迫的问题。由于大批战俘被拘留在国外，农业劳动力非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1年春颁布命令，准许强制征召劳动力去种地，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适合农业生产的家庭返回田间，还在农场里为城市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在德国人的鼓励下，“回到田间去”成了维希宣传的题目之一，因为当时德国人还没有感到需要法国的工业产品，他们抱有一种想法，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卫星般的农民社会。法国各个方面对这种想法很不欢迎。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显然并不成功。组织一种总体制度的企图在农业方面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里推行得都更远。它遭到农民的冷待和敌视，只得让农民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农业总体协会。根据1941年8月18日的一项命令，协会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进行控制，这个团体于是变成了不过是中央政府用来执行农业部长作出的一切决定的一个机构。维希政府不断发出怨言，说农民自私自利，说这种情况使城市注定要闹饥荒，同时又呼吁农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工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纺织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1938年消费的六千八百万吨中占两千三百万吨。这种损失以及随后使用浪费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结果之一是，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1938年的生产率为一百，1941年下降到七十一，1942年下降到五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从公安委员会时期以后未曾使用过的经济控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法国工业能否避免彻底崩溃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遭到相当大的反对，还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负责采购、分派和配给原料。这种制度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从贝当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全暴露出来了。他解释把供应部长阿夏尔解职的原因，同时谴责国家各分配中心，他说这些中心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让一些大商业代理人对供应品进行了垄断性的控制。
尽管法国的经济情况日趋严重，却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大崩溃，这应归功于组成法国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术专家。财政部的工作尤为出色，它创建了一种近乎封闭的货币流通顺序。据估计，其有效系数1940年为百分之七十六，1941年为百分之八十，1942年为百分之六十七。当时占领费用和其他由于停战协定而出现的开支占去了法国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健全的财政。1940年，支出超过三千六百五十亿法郎，而收入则为八百二十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三千零二十亿和九百一十亿。因此，1940年的收入只占支出的四分之一，而1941年则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接着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不过，采取了加班费、对低工资工人的补助和增加家庭津贴这种种形式的例外办法，减轻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协会和德国去。早在1940年10月便制定的控制物价条例，有助于稳定生活费用，它只是缓慢地上升。以1938年的数字为一百，1940年12月的零售价格指数为一百三十六，1941年12月的指数为一百六十。同时工资指数从1939年10月的一百零三上升到1941年10月的一百二十一。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实际情况，因为农产品价格比较难于控制，它比工业品价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农业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在一个严重匮乏的时期，实行这种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策，势必要实行一种全面的配给制度，1940年9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人们甚至还能对法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这一点从当时制定的灌溉、排干沼泽和电气化的计划上便显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经付诸实施。然而，在1941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十九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麕集在那里。
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整个帕西区，还有伯痕斯坦和让·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1940年6月25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的一小撮同胞陷于扪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现念上去。1940年9月15日的《两个世界评论》上有一篇贝当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
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并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
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实也不容否认。他于1940…1941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1940年12月3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6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读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的法国的化身。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1940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