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他们也承认新任总督布瓦松是坚决支持维希的。达喀尔的防卫力量拥有的大炮比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所估计的数量要多、口径要大，驻军的人数也比估计的要多将近一倍。事后才知道，驻军士兵部情愿服从原有的指挥官的命令，而这些指挥官即使不是全心全意一致支持贝当的，也大多对夏尔·戴高乐将军这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人物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在商人和居民当中确实有一些支持戴高乐的人，但是，这些人既不热情，又无组织。
虽然如此，这次不幸的远征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而更为不利，结果，一支由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维希护航队，载着援军和补给品，在英法远征军到达之前抵达了达喀尔。除了这些舰只和卡萨布兰卡驶来的一两艘潜艇为当地的防务增添的力量以外，对米尔斯克比尔事件记忆犹新、满怀怨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也被送到这里来操纵陆上永久性防御设施的大炮，以代替有色人部队的常规人员。弹药和鱼雷的储存量增多了。驻军的士气也相应有所提高。这一不幸的责任不能归咎于自由法国方面。维希的增援部队9月9日离开土伦，当时盟国的远征军已在公海上。这支舰队出发的消息都用电报报告了伦敦，然而，出于行政上的疏忽，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竟拖延了几天后才让最高当局知道。此后，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那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驶过直布罗陀海峡，邻近海域里的英国军舰却不够强大，无法拦截它们。它们于9月14…15日夜间抵达达喀尔，比远征军早到了一星期。
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不幸事件。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袭击达喀尔定于8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进行。那未其附带的结果将是，盟军应在维希增援部队之前到达。可是，不断的耽延（其中有些是很难原谅的）使日期推迟到了9月22日。刚要出发以前，发现随同远征的某些英国商船装载的只是例行的护航用品，而不是供登陆作战使用的物资，于是只得卸下重装。某些自由法国商船的船员起初拒绝启航，因为他们已经有几星期没有领到工资了。对其中几艘商船的航速也估计错误，因此护航队不得不减低速度。到了准备工作的后期，他们才知道军舰在这次作战前得再添加燃料，于是它们又不得不先开往弗里敦，再回到达喀尔来，而不是直接驶往该地。
商定的办法是，英国海军应护送戴高乐及其部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及其部队则在登陆后获得立足地以前应服从英国司令官的命令。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能获得立足地。戴高乐严格遵守他所同意的协议，事后也没有进行什么反责，从而提高了他的声望。
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说，作战计划是，先让戴高乐通过和平手段使这个城市投到他这边来。预定将从空中散发传单，戴高乐还将在船上特地装置的电台上对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然后，法国军官将乘飞机在机场降落，手持白旗的使者也将进入港口，设法与总督会谈。结果，传单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被扫除掉了。戴高乐的广播讲话起先是在居民们一贯不收听广播的时刻播出的，所以听到的人似乎寥寥无几。在机场降落的自由法国军官寡不敌众，被逮捕了。进入达喀尔港的使者最初也险些遭到逮捕，后来遭到对方开枪射击。首席使者达让利厄负伤。防御设施中的大炮也打响了。假定这第一阶段失败了，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便要由英国舰队来一显身手了。不巧，当时的能见度已经很差，舰队被迫驶到离海岸两英里以内的地方，因此遭到了半小时的炮轰，有些舰艇被击中了。根据原先安排的计划，舰队未予还击，虽然它曾同两艘摆开阵势准备发动攻击的潜艇交火。这时已经很清楚，计划的第二阶段也没有成功。英国海军的出现也不足以吓倒法国守军。当天下午，他们开始实行计划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由戴高乐的小部队在达喀尔以东大约十五英里的小港口鲁菲斯克登陆，从那里可以从背后夺取达喀尔。先前成为障碍的雾蒙蒙的天气现在倒对这场战斗很有利了。但是，自由法国部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登陆，于是戴高乐便遵照这时英军司令官发来的命令退回到船上。随同远征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如果戴高乐这时登陆的话，这一战役本来是会成功的。这必然仍旧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
9月24日上午，英国舰队炮轰达喀尔约两个半小时之久，下午又轰了一阵。回击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使军舰遭受一些损坏。25日，又继续炮轰，但是，当英国战舰“决心”号被鱼雷击中腹部以后，伦敦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就建议放弃这一军事行动。当地的司令官们也表示同意，于是部队撤退了。它们于9月27…28日抵达弗里敦，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损失。
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第一章 比利时
1940年5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于1940年5月27…28日夜间提出比利时军队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降。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询了三个法学权威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作出的一项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同国王的行为，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会，谴责国王的行为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为而自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
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兵起初装得遵守纪律，彬彬有礼，这时又故态复萌了。接着，早在1940年9月，德国人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要求正式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活动分子的名誉。这一要求，以及他们任命一些公开的卖国贼担任政府中的要职并控制一切宣传机构，都使比利时人醒悟过来，认识到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至于国王的情况，那种赞同他的行径并贬低政府的行径的趋势，前文已经谈论过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对他的几次探望，都被人们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释。尽管他身边的一些重要成员似乎都是通敌分子，而且还在鼓励别人也同德国人合作，但是，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就必定是表示了国王本人的观点。国王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敌分子和爱国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义。的确，正是这些通敌分子无耻地滥用国王的名义，才使他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且随着盟国获得胜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时人民对国王的极端谨慎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并且开始觉得国王毕竟作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出国了，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那将会更好些。然而，使形势转而不利于国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国王同一个平民莉莲·贝尔丝结婚的消息。莉莲·贝尔丝是一个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儿，舆论怀疑他同敌人合作，是否属实，不得而知。这种婚姻性质，再加上把婚事隐瞒了三个月（他们在1941年9月9日结婚，到1941年12月7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布），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国王的第一个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便产生一种幻灭的气氛，使那种笼罩在已成为阶下囚的国王身上的迷人的灵气迅速地消失了。
国王逐渐不再成为全国的希望与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后的庇护所），这无疑有助于流亡政府巩固其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国王而成为比利时重整旗鼓的中心。一旦他们清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诚地致力于同其他盟国一起无情地反对德国人，他们就可以具备更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那个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贝尔·皮埃洛不是一个象法国的戴高乐那样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而且由于人们记得皮埃洛政府就他们对待国王和德国占领的态度最初发表的一些谬论，这个政府在比利时始终不得人心，甚至始终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结果，流亡政府对国内抵抗运动的控制（它在荷兰和挪威，是一个异常令人满意的特色）在被占领期间至多不过是一件颇有问题的事，而在解放以后，又遭到如此公开的挑战，以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
这个合法政府的自动流亡国外，至少使德国人失去了强迫它成为贯彻他们意志的工具，从而给他们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机会（例如，他们在丹麦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因为丹麦的合法政府留在国内）。不管怎样，情况可能是合乎德国人的心意的，因为它使德国人可以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在全国建立一个纯军事性的政府。因为比利时是继续对英作战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又是为了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利益几乎可以进行无穷剥削的经济资源的丰富贮藏所，所以建立一个军政权显然对德国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原因，德国人也不想按照他们在其他一些被占领国家的一贯做法，扶植一个“吉斯林”团体来作为傀儡政府。比利时关系重大，德国人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他们宁可让那些对立的“卖国团体”经常捉摸不定，使他们互相火并以坐收渔翁之利。把法国北部的两省置于同比利时一样的政府管辖下的决议，同样地主要也是出于军事意图，虽然经济与政治意图也有一定的影响。把距离英国海岸最近的比利时和法国沿海地区置于一个司令部之下，这是适宜的。同时，从经济观点来看，把比利时的埃诺和佛兰德工业区同法国里尔和瓦朗西安周围的工业区形成一个整体也可以认为是得当的。从政治方面说，这项安排使德国人有了一种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维希政府担心失去这些重要领土的心理来操纵维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兰芒的极端主义分子永远保有这些地区成为一个佛兰芒国的一部分的希望来操纵这些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行政机构是纯军事性的，当地的最高权力就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为军事司令部，负责处理与德国军队直接有关的一切事宜；另一个为军政府，负责监督比利时全国的行政机构，保证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全面剥削比利时的经济。军事司令部下面分设四个战区司令部、五个战地司令部以及若干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战地司令部都设有德国军事法庭，各级司令官都有权惩办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和破坏治安的一般罪行。军政府的首脑是埃格特·雷德尔将军。他以这一身分在处理民政、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充当法尔肯豪森的主要助手。因此，雷德尔的机构又分为若干部门，诸如“经济总部”、“生产”、“司法”、“交通”等等。此外，它还在比利时各个大小企业单位里派驻了专员，并对它特别希望控制其活动的所有机构指派了代表或联络官。同时，德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外交部、宣传部以及盖世太保——都在比利时设有它们自己的代表所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