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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会议的结果不可能使丘吉尔感到高兴，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结了怨不会老是耿耿于怀。他发现在他的地中海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还有机会可以挽救，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全部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同时也能为1944年“霸王”计划的成功真正地并且严格地准备好条件。事情的转机在于：（1）想办法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至少说服他们允许英国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以建立爱琴海上的空中优势；（2）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取消罗斯福已答应蒋介石的安达曼群岛两栖作战。只有这样，地中海方面才得以保留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去实行他对意大利实施两栖攻击以占领罗马的计划，而要是这一着成功了，在法国南部登陆时机成熟前就可能出现骚扰德国人的其他机会，如进攻罗得岛，也许还可沿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滋扰。因此，丘吉尔在去开罗同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心情极好。
12月2日夜，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一到开罗，就在一起进餐，并交换对斯大林的印象。丘吉尔特别用心地抛却以往的分歧。席间，气氛是轻松的，完全象是在德黑兰紧张工作以后休息一下的样子。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复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丘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斯大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仍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筹集这样一支兵力怎么说也是困难的。丘吉尔大大利用下述论点，即必须使一切事务，甚至对日战争，都从属于“霸王”计划。他是以美国人自己的论点来对付美国人。不难想象，丘吉尔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多么痛快。
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丘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丘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斯大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丘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
由于罗斯福采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订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鉴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丘吉尔要求在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竟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十八到二十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象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丘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从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丘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唯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丘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分派往伦敦。丘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斯逗留。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美、英报纸上充满三巨头即将举行会晤的谣传。不少记者更是任意猜测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作出哪些决定。有一个大家爱听的想法，正好反映了罗斯福曾提过的一项建议，就是让俄国人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其他联合机构，从而同英、美盟国联系在一起。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实际举行的那几周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中立国的渠道，一心探听消息的报纸编辑们风闻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道；同样，德国广播电台也宣布说三巨头正在开会。
结果，当正式公报发表时，这些消息也就不值一顾了。公报内提到的各项协议大大不如报界的期望，而由于德黑兰会议不许有记者在场，报道中缺乏地方色彩。尽管这样，三个盟国的报纸对公报几乎是众口交赞。俄国报刊对德黑兰会议作了异乎寻常的突出报道，在公报最初发表以后的好几天里，《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关于德黑兰会议各项决议所作的评论和解析。斯大林的威信全部给用上了。《真理报》评论说：
盟国三强外长的莫斯科会议距今还不远，那次会上所作的决议不仅显示出大不列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战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为战后有效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而现在又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了多么惊人的一步啊！
《消息报》写道：“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举行了圆桌会议，并就战争如何进行以及战后的那些重大问题取得了最充分的谅解。……任何细读宣言的人都会懂得，战争的结局已一劳永逸地决定了。”
在美国，有几个总是反对罗斯福的参议员指出，在俄国对于波兰及其他苏联邻国的企图方面，公报一字未提。但是，总的反应是强调胜利在望，以及永久和平的希望。《芝加哥每日新闻》（1943年12月7日）说：“依我们看，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俄国表示，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幸福，愿意当一个真正的伙伴，不仅在履行一项共同的战争策略方面是这样，而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和平策略方面，也是这样。在战时联合，在和平时期联合，这就是联合国家！”
英国报纸的调子差不多同样热烈，尽管有几家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10日），曾指出战时的同盟到头来破裂的事情在过去见得多了，但是可以告慰的是现在反映出来的前景比1918年好多了。至于使丘吉尔屡屡失望的情况，英国报纸并无暗示。当时支配着英国方面评论的是一种新的信念：战争的结束终于清楚地在望了。
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回到美国。圣诞前夜，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讲，他说：
我们＇即丘吉尔、斯大林和他本人＇从大处，从广阔的目标着眼，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但是就从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今天我也能这样说，我不认为在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分歧。……
用一句美国口语中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话，我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
总统接着强调不得已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的必要性，并嘲笑了那些“乐天派的傻瓜”，这些人以为对美国说来孤立主义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会后回国途中，丘吉尔在北非病倒了，安东尼·艾登代表他向下院作了报告。对于未来和平问题，艾登说：
只有当一种国际秩序在力量和团结方面都比企图向这种秩序挑战的敌人来得坚固强大时，反复出现的战争威胁才可对付。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的基础存在不存在呢？
六个月以前，我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是”字。是的，基础是存在的。我真正地确信，三大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还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愿望，不仅要在战时继续合作，不仅要在停战后重组欧洲时继续合作，而且此后也要在世界上维护一种有秩序的发展以及持久和平方面继续合作。”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希望三大盟国之间长久地保持和谐局面无异于水中捞月。事实上，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是：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在对涉及的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探索了一下以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待未来。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于决定了对德的最后战略。先前，英、美的一些会议也是这样，围绕着军事问题这个中心；在这以后的会议就以和平问题为中心了。而在这些问题上就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德黑兰会议在盟国关系的性质上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德黑兰会议后，和平问题赫然耸立在人们眼前，随之，盟国各国互相歧异的民族利益所造成的困难就突出了。与此成比例的是，合作越来越困难，冲突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调解得了。
两次开罗会议的意义完全不同。关于远东战局的决议是在1944年年初几个月里在对日基本战略作大修改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不再是个牵动全局的因素，蒋介石原想在战争结束时能够拥有一支足以使他的政府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的军队，而情况这样一变，他的机会也就落了空。
总的说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比之整个大战期间的任何国际性会议，对于世界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了。从军事观点看，这两次会议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政治观点看，今后的难题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因此尽可以根据军事协议大大乐观一番，更何况俄国同西方的良好感情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但是，在英、美之间出现了裂缝，到了1944年这些裂缝就更明显了。英国参谋长们在地中海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压制，而美国参谋长们在缅甸问题上的计划遭到否决，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