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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双方仍然象过去一样距离很远，敌对行动继续进行。10月10日，张家口落入政府军手里。次日，政府正式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6日，委员长提出了另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虽然不是全部，还是根据美国调停人为他拟定的建议草案制定的。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拒绝，同时第三方面（由各少数党领袖组成）为谋求双方和解而作出的努力也同样没有效果。11月6 日，委员长宣布他已向自己的部队下达了停火命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政治和解建议。不过，他拒绝取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于11月15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三天——召开了国民大会。第三方面的某些党派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参加。11月16日，共产党发表声明，谴责大会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机构，并宣布不承认大会的决议。三天之后，周恩来动身返回延安，从而结束了上年1 月开始的一系列漫长的谈判。在周恩来启程之前，马歇尔要他向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下面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他们究竟希望还是不希望马歇尔将军继续充当调停人？周恩来答应满足马歇尔的要求。12月1 日，马歇尔218 同委员长再次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马歇尔重申他坚信国民党人将会发现他们无法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硬要这样做，将给自己带来财政和经济上的崩溃，而这正是共产党所求之不得的。蒋介石回答说：他坚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诚意和国民政府合作；在俄国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是要瓦解国民政府。他认为有必要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相信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处埋共产党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蒋宣称，他不相信中国经济有立即崩溃的危险。
12月4 日，马歇尔从周恩来那里收到了共产党提出的重开谈判的条件，那就是：解散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 月13日以前的军事阵地。对于马歇尔提出的是否要他继续开展调停工作，共产党没有表态；马歇尔把这种沉默理解为共产党不希望他再坚持下去。
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在提到他上一年12月的声明之后，总统回顾了导致派遣马歇尔特使的种种考虑，1946年1 月和2 月的协定，以及后来的不愉快的发展。他还解释了派遣美军来华的目的以及他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特别提到美军参加了集中和遣返近三百万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庞大工作——这一工作已于1946年11月全部完成。他声称，1945年12月驻华美军总数共约十一万三千人，现正减少到不满一万二千人。
总统宣布，他上次声明中所阐明的政策原则仍然有效，并将继续指导美国在华的活动。这些原则是：承认中219 国国民政府：赞助和平解决中国内战；不论内战持续多久，均不进行干涉。他答应在中国国内局势证明可行的时候，考虑向中国进一步提供财政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尽一切努力打败共产党，并竭力从他自己的阵营内部取得某些支持，以对付美国为了迫使他的政权自由化所施加的压力。虽然由于共产党和大多数小党派拒绝与会，国民大会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局面，但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的意见。有势力的右翼分子想要否定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1 月作出的决议，以及原封不动地通过1936年5 月的宪法草案。这恰恰会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并大大有助于证明他们的预言，说宪法只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国民党实际上仍将和过去一样实行独裁统治。委员长在国民党内的比较开明的人士和国民大会中的非国民党人员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部与原先1 月份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多少有些相符的宪法。这个文件将在12月25日大会闭幕后一年开始生效；暂时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党派，包括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都可以参加进来。可是，在大会闭幕之前已经获悉，共产党将不参加。
尽管马歇尔认为共产党12月4 日的答复说明调停已经毫无成功的希望，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留在中国。他继续为委员长提出建议，对他在国民大会期间的各种行动加以鼓励，并敦促他采取主动，以巩固一个有力的自由派，这个自由派或许能在国共之间起到平衡作用，并使中国舆论界中要求和平改革和避免任何一种独裁统治的那些意见得以实现。否则，马歇尔预言说，宪法的修改将无济于事，充满悲剧可能性的现状将进一步恶化。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调停人，他在中国已失去了作用，所以他明智地拒绝了要他继续留在中国充当委员长顾问的建议。l947年1 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把马歇尔召回220 华盛顿汇报形势，第二天又宣布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
马歇尔1 月7 日的个人声明总结了他的调停使命失败的原因，随后不久，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声明。
马歇尔在声明中着重强调了他称之为“国民党内部一批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分子”
的影响，这些人反对他的一切努力，下定决心要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并相信无论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歇尔显然对共产党抱有怀疑。他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最终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他谴责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意图进行恶意曲解，并且证明共产党在他执行使命的后期变得更加不妥协了。另一方面，他区分了两种共产党人：一种是他称之为“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这种人为了推翻政府，不借破坏整个中国的经济；另一种是自由主义分子，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党，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他又说，他对共产党的内部活动没有亲身经验，而且有许多人不相信共产党内部存在着真正的观点上或政策上的分歧。
最后，他表示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改组的政府可能由国民党和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分子来担任领导。
马歇尔将军的召回，标志着美国正式调停国共两党冲突的终结，也预示着——
虽然一时还不明显——美国放弃了原来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最后，这也开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美国部分撤出中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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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12月31日的东南亚（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
第一节 被逐出的西方政权重新建立的背景
当1945年8 月15日日本投降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日本占领之下，因为当时虽然菲律宾和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已由盟军夺回，但马来亚、暹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仍在日本手中。当时盟国对东南亚的军事责任是这样分工的：菲律宾属太平洋战区，归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管辖；印度支那的北部划归蒋介石委员长指挥下的中国战区；其他地区则属于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统帅的东南亚统帅部范围内。
这样，绝大部分责任都落到东南亚统帅部肩上。它必须立即占领一片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广阔地区，本来这个地区是打算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来分阶段占领的。
东南亚统帅部感到自己面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这个次大陆上的国家饱受战争的创伤，人民的观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前，在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曾经有过政治骚乱，在马来亚的中国人中也有过规模较小的骚乱，但至少在有一些国家，宗主国的控制曾有所放松，这些国家的人民曾指望有一种虽然缓慢但不断发展的自治。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为：为了使政治和经济结构有秩序地发展，宗主国的援助是必要的；另外，既然在当今的世界上弱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前景十分渺茫，与宗主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的征服使人们对这些原则的一切信念都发生了动摇。欧洲人被赶出去了，当地人民失去了欧洲人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但是日子仍然过下来了，行政管理工作在没有欧洲人——官员以及其他人——在场扶持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下来，至少是勉强维持下来了，而这种扶持曾被欧洲人认为是东南亚人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当地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被提升到他们在战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级别，并且已经设法掌管了他们自己负责的222 部门的工作。在重大决策方面，日本人给予当地行政官员的权力范围可能极其有限，但是日常的行政事务都交给了当地的文职人员；而对大多数人民来说，重要的就是政府的这些日常行政事务。因此，所谓在管理东南亚公共事务中需要外来援助的说法，原来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或许比起战前来，效率差了一点，但现有的效率已足以应付日常的工作。那种由于提供保护而应该拥有根应权利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了破产。长期以来，殖民强国力图为自己统治附属国作辩护，其理由是，至少它们做到了保护附属国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可是，当考验来临时，它们却完全没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一样，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正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对比之下，象暹罗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倒比其他地区容易得多地幸免了战争的浩劫。
而恰恰是那些殖民强国力图坚守的地区如马来亚、缅甸和菲律宾，却损失最重，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于西方宗主国，其实在战时并不一定是有利的。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下，印度支那、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在名义上都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日本给予它们实际上的独立性可能比以往西方大国统治时所给予它们的政治自由还要少，但无论是印尼人、缅甸人或其他东南亚人，在当了那么多年的仆从之后，没有一个不为自己能当一个名义上自由的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的。日本做到了西方列强曾说过而事实上从未做到的事。此外，几乎在东南亚的每一个地区都掀起了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绝大部分出于自发：它们并不是由从前统治这些地区的强国鼓动起来的。而是东南亚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大部分是由政治上的左翼分子自愿结合而成，因为右翼分子（他们通常在本国拥有大宗财产）对于要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去公开反对得胜的敌人，是要更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的。抵抗运动虽然经过多年223 的挫折，但最后结果证明了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这使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他们对自己在赢得胜利这件事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倾向于估价得比其实际的贡献为高。
他们对他们的狭小地区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胜利中的那一份功劳、而对别人所起的作用却没有同等看待。因此，他们要求取得胜利的果实，而他们认为，唯一合适的报酬是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而且他们认为是自己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
此外，因为各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左翼，所以抵抗运动格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并更加反对那些曾倾向于同日本人合作的富裕阶级。因此，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战争结束时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往往是共产主义的好战的左翼，他们为打仗而组织起来，装备着由盟国在战时分发给他们的充足的武器，并且充满了一种新的自信心。东南亚统帅部所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因此，在政治领域内，一个主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要求独立——这一要求，是抵抗运动所大声疾呼、并得到上述有关的大部分国家其他各阶层人士支持的。比较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同宗主国进行友好合作，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害怕抵抗运动的左倾趋向；但是，在1945年和1946年所出现的条件下，他们的呼声很难被人注意，因为一般说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而左翼却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组织，并且得到一些准军事性组织的支持。
在西方宗主国列强中间，大都缺乏明确的方针。他们把力量和注意力集中于主要而迫切的任务上面，即首先是抵抗，然后是打败强大的敌人；而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打算。在每一个宗主国里，要求完全恢复战前状态的大有人在。
在殖民地损失了资本的工商企业现在急于想补偿自己的损失，在殖民地发了迹的官员们也想重振旧业。对于许多昔日的欧洲侨民，特别是——但并不仅仅是——政界人士，发生作用的另一个动力是，他们感到，自己对居住在周围的、曾由他们帮助组织各种事务的人们怀有一种慈父般的感情，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些人的幸福确实需要他们或者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其他欧224 洲人的帮助。另一方面，西方宗主国中的左翼，出于理论信仰上的原因，对东南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深表赞同。所以，东南亚统帅部以及后来接替它进行管理的民政当局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结果，从1945年到1946年，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加强而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使得这一地区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苦难。
这个时期里，在东南亚出现的那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不仅是个地方性问题，它是一个与全世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