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就成了这样：瓦隆族人认为，佛兰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动派，他们想要叫一个同样反动、甚至是卖国事敌的国王恢复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兰芒族人则认为，瓦隆尼亚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们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国家陷于分裂。事态迅速而又无可避免地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论王位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失败的一方总会把解决办法看作是奇耻大辱。如果国王恢复王位，所有比利时人都会认为这是佛兰德的胜利和瓦隆尼亚的失败，而如果国王不恢复王位，则所有的比利时人又都会对这结果作相反的解释。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五十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六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七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三名自由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七十三席；社会党六十四席；自由党三十三席；共产党九席；无党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采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获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象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并不因参加了政府而放松对这个建议的攻击。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员任职，但该党拒不承担集体责任。随着粮食情况的日益恶化，共产党人越来越猛烈地攻击政府，责怪它没有能采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来满足需要。不仅如此，他们反对黑市，要求纯洁政府机关，要求逮捕通敌分子，他们发动的这一运动所反对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动前地下斗争战士们心弦的东西，而这无疑使共产党得以在许多爱国的、有干劲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们中间扩大其影响（这些人中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面对这一挑战，各个老政党最初的冲动是使自己团结起来，重新去抓过去曾是他们所垄断的权力。解放后不多几天，天主教党、自由党和社会党联合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没有邀请共产党一起签署。它们就组织新政府问题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在其中是没有份的。可是，一些目光比较锐利的政治家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任何政府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都会受到公众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共产党人分担一部分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改组后的皮埃洛政府包括了两名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通过抵抗运动，实际上垄断着武装力量，因为，抵抗运动约有十万名武装人员，比利时的警察只有一万名左右，而且没有武装配备，而比利时仅有的一些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则仍在进行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认为，策略的做法是不去反对抵抗运动的超过某种限度的一些愿望，——有时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已更正确的判断。例如，他们曾想在一段时期内暂且利用一下现存的粮食控制机关（德国人所建立的国家农业和食品公司），虽然它里面有许多人员是可疑分子；但来自抵抗运动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得不对该组织进行剧烈的清洗，结果是它几乎停顿工作，而粮食情况则每况愈下。
敌人占领下的比利时国内的地下运动，早在1942年就得到伦敦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承认，该政府回国后又一再对地下运动在解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同时，对抵抗运动有必要加以控制，这一点也立即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组织自作主张地征用财物，捕人，对通敌分子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如此，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在解放后还把政治上的支持者吸收到抵抗运动中去。政府禁止这一类胡作妄为，列出了政府准备承认的八个抵抗运动组织，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运动各组织统一起来，编入正规部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不够而推迟实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时，政府已能宣布，从抵抗运动成员中吸收自愿加入陆军、辅助警察或宪兵队以及参加其他公职者，总数将不超过四万人。可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们虽也同意其成员并入正规部队，但在应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运动的人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军官带领下作为一些部队的单位去参加，对于要求他们在收编入陆军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极为不满。
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取消了抵抗运动的临时性地位，并责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这一行动触发了一次危机。在抗议集会遭到取缔之后，三个大臣——两位共产党人和一位抵抗运动代表——辞职。同时，驻比利时盟军司令部宣布，为了保护盟军交通线，盟军部队必要时将支持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比利时政府的请求下，确曾动用英国部队来守卫政府办公楼，但是，同共产党散播的谣言相反，他们并没有介入唯一的一次造成伤亡的事件。而且尽管有一些示威和罢工，大部分武器还是如期上缴的，自愿归编的抵抗运动人员编入正规部队的工作也顺利进行。
这场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吵闹，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同时它也敲响了皮埃洛政府的丧钟，并使英比关系十分紧张。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难处境中曾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帮助上。他们也希望同英国结成永久军事同盟，他们认为这不仅将是人们所欢迎的，而且也会有助于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努力所采取的形式——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国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象英国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他们觉得，英国人可以帮这样的忙：让比利时进口足够的食品，使食品供应情况总的有所改善，从而消除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还能够帮助比利时政府对付抵抗运动的潜在势力，办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使政府能收编更多的抵抗运动成员到正规陆军中去，同时提供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可是，在这一如意算盘得以实现之前，比利时公众由于看到英国人似乎在公开扶植现政权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坏印象。人们不懂得，英军司令厄斯金将军是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身分行事的，而且，还有两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约束抵抗运动部队的独立行动和后来用显示武力的办法来维持秩序，都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而且手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刚好是英国的部队。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台，竟标志着英国在比利时影响的下降和美国影响的上升，这一事实是有某些讽刺意味的。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由于比利时需要贷款和原料，而美国则对比属刚果的铀矿感兴趣，因而比利时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政府内部自由主义实业家这两方面的势力，就使比利时没有能象几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一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激进的经济政策。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处理抵抗运动和清洗等问题上的总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抵抗运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受人欢迎了，它的过火行径使它失去了许多原先所获得的同情。大多数守法公民都看出了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鼓动，也识破了共产党的粗暴的企图，即在其最得势的时候，通过把所有雇主统统都当作通敌分子来对待，来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清洗工作进度所以发生颇受责难的拖延，主要是由于法庭不得不作出极艰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敌分子区别开来。
皮埃洛政府所实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无党派财政大臣卡米尔·古特对混乱的通货进行的大胆整顿。到解放时，德国人从比利时勒索去的占领费总计达六百七十亿法郎。解放前比利时人就已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剧烈的步骤来控制占领费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尚在流亡时，伦敦与布鲁塞尔间就进行了秘密磋商来为货币改革作准备（准备发行的新钞实际上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有了这些准备，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后还不到一个月）发布一系列旨在限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法令。采取的办法是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钞票发行额和银行存款额冻结，并将这笔冻结的资金转为年息三厘半的公债。这些冻结的资金虽然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可用来抵付税款，包括不久后开征的资本税。
古特的行动尤其显得勇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行动招致了批评，而且招来了共产党人的正当批评，说它使那些靠少量储蓄过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牺牲穷人而有利于富人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动机象他的勇气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而且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确实而有益的结果，证明它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