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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对这种提供的贷款并不感到满意，但是在战争最初几周的心理气氛中，迄今在伦敦具有如此分量的财政方面的争论已被政治上的考虑超过了。互助条约现在看来是值得以一个比土耳其人在7月间开出的小不了多少的价格来购买了。在1939年10月19日与互助条约一起签订的一项财政和经济问题特别协定中，这两个西方政府给了土耳其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军用物资，一笔一千五百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和一笔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用来结转已记入清算帐户的商业信贷。在这项特别协定的第二条中，三方同意：一个英法土委员会应尽快在巴黎或伦敦举行会议，以便制定一项运交军用物资的计划，和决定哪些供应品是最迫切需要的，以使土耳其“毫不迟延地处于一个能对也许会突然进攻它的欧洲边界的敌人进行有效抵抗的地位”；不过，委员会也要考虑法国和英国政府的“立即行动的可能性”。
这些安排直到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周方才议定，不仅土耳其还没有得到它所需要的军火，而且根据第二条的规定显然它也不能期望它的短缺会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弥补。因此加了一个秘密的暂时中止条款（第六条），它规定在土耳其得到防守它的色雷斯边界所需军事物资的供应以前，条约暂不生效。1940年1月8日在巴黎签署的一份议定书取消了这个暂时中止条款。但是西方大国自己承认，无力供应土耳其的军火需要，乃是使得土耳其保持其中立地位的因素之一，甚至在意大利已加入战争并进攻希腊，法国和英国有权依据联合声明和互助条约的条款要求土耳其参战之后，情况仍是这样。
第七章 英法两国在宣布给予保证后同被保证国家的关系
在战争爆发前的五个月中，波兰和给予它保证的两个西欧大国之间的关系，被不久前继承下来的互相猜疑所笼罩。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由于1938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波兰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对波兰外长从那以后在与德国打交道中所采取的路线摸不准，所以仍旧蒙着一层伪装的色彩。另一方面，波兰人不能忘记，捷克斯洛伐克也曾得到许诺，说是要给予国际保证。确实，德国拒绝履行在慕尼黑作出的许诺，是使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不能取得契约的形式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国政府的主动提出保证波兰，似乎证明它的态度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也是事实。然而波兰的政治家们，象得到保证的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一样，不应该受到责怪，如果他们对西方大国的真实动机和意图有一些怀疑的话，如果他们问过他们自己，他们得到的这些保证会不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恩惠的话。能不能假设，英法这一次并不打算使用它们的影响，来迫使小国家作出它们所不能接受的让步，以求避免战争？它们有决心和手段来给予德国东面的几个国家以有效的和立即的援助吗？它们是不是认为（法国人至少是会这样的）只凭勇敢的语言和纸上的计划就足以阻止德国的侵略？或者，如果它们真的想打，它们是不是想战斗到最后一个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或土耳其人，而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去牺牲它们自己的人力和资源？如果战争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它们实际上能够拿出多少武装力量到战场上去抵抗德国人呢？
在英国和法国政府给予波兰保证之后，由于它们的某些行动和声明，象这一类的怀疑很可能反而有了加深而不是减少。由于它们怀着想避免逼近的灾难的值得称赞的愿望，并深信（这并非毫无历史的根据的）波兰人是天生的头脑发热和一意孤行的，西方政府一再劝告要谨慎和需要磋商，建议波兰人要表现出已作好准备与德国人进行谈判，并且不排除可能通过调解来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可能性。
在军事专家之间的接触建立以后，很快就表明，西方大国只能给波兰以很少的直接援助；当经济和财政的谈判开始时，表示要给予波兰人的比较少量的援助和附带的条件，更使华沙感到失望和不满。而且，西方大国公开和私下里作出的保证，即它们将坚决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即使是在波兰发生了一件非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由于同时向德国作出了保证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抵销。在这个时期，它们曾一再试图使德国人相信，和平阵线不应看作是包围；并且试图找到一个能直接同德国谈判的基础，以便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和其他重大纠纷。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到8月间德波关系显然已进入危急的阶段时为止，波兰人竟能十分相信英国的诚意而没有极力要求签订英波互助协定，这也许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期间，贝克仍然只满足于张伯伦3月31日和4月6日的口头声明，和他本人与哈利法克斯4月初在伦敦会晤时达成的非正式协议。英国政府还值得称赞的是，当它建立一个和平阵线的努力由于它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破裂而显然将归于失败时，它的实践其口头承诺的决心却并没有动摇，虽然谈判破裂的最后原因或借口是由于波兰对俄国部队进入波兰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据当时很多法国人和英国人看来是极其不妥协和不现实的。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和波兰政府想把单方面的英国保证波兰改成为一项互助协定，这一打算已由张伯伦4月6日在下院中宣布，协定的主要条款也已在4月4…6日的英波会谈中在原则上决定。哈利法克斯和贝克注意到，在协定能够签订之前，只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有分歧意见的其他各点被认为对协定的起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两个突出的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对波兰的互惠保证是否适用于因对一个或更多的西欧小国进攻而引起的战争，而这些小国是英国根据与法国的君子协定同意给予援助的，如果它们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贝克于4月14日保证，波兰将帮助英国，如果后者因保卫荷兰、比利时或丹麦而卷入战争。第二个问题——需要使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与英国承担的那些义务相协调——也很快就开始着手研究了。
根据1921年2月19日和21日的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法国早已负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以援助，包括有效的和迅速的军事帮助，如果波兰卷入了战争的话；而最近在1939年1月26日法国外长还公开宣布过，法国认为这些条约规定对它是有约束力的。我们已经看到，法国政府已让张伯伦把它同他的3月31日声明联系在一起，即答应支持波兰，如果它抵抗对它独立的威胁的话；在张伯伦4月6日第二次声明之后，波兰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发表一项特别声明，表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在范围的广泛方面不会小于英国所承担的那些义务。因此，4月13日在达拉第宣布法国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那项声明的末尾，对法波关系作了如下的说明：
法国政府……对于英国和波兰订立相互保证一事感到极大的欣慰，它们两国已决定相互支援以保卫它们的独立，如果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受到威胁的话。
此外，法波同盟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的确认。法国和波兰相互保证，给予对方立即和直接的援助，以反对可能要打击它们的重大利益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不过，法国总理的口头保证，华沙并不认为是一项充分的保证，4月末波兰政府于是要求法国政府签署一份议定书，使达拉第惯用的那个程式具体化。法国政府同意了，到了5月的第二周，一份草案已送请两国政府批准。这一文件宣称，法波同盟条约今后应解释为法国和波兰彼此之间将立即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重要利益并引起缔约国方面的武装抵抗。
这份议定书草案于5月12日得到了法国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据博内说）以法国对波兰的承诺必须与英国的承诺绝对相同为条件。根据博内对以后各种事件的叙述（它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叙述不同），似乎卢卡谢维奇在5月17日曾把贝克的一个要求带给博内，即议定书中应加上一个秘密条款，声明维持但泽的现状是关系到波兰的切身利益的事。博内反对让贝克独自有权决定，因但泽而引起的一场危机已足够严重到使保证生效，卢卡谢维奇因此向他保证，英波两国政府已经就一个与交给博内的相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博内怀疑（他说）贝克正在试图利用伦敦来对付巴黎，以便取得更广泛和更明确的承诺，就告诉卢卡谢维奇说，他必须核实大使的话。18日他从法国驻伦敦大使科尔贝那里听到，自从4月6日以来，英国政府没有与波兰人举行过讨论，它没有同意维持但泽的现状是波兰的“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种提法，它也没有考虑就这个问题签署一项声明。博内于是在5月19日推迟了那份已准备好的议定书的签字手续。他与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22日又在日内瓦商量了这个问题，并同意后者的意见，即法国和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必须完全相同。5月27日，卢卡谢维奇得到博内的通知说，法波条约的批准和解释，必须等到英波协定已准备签署的时候。英国政府并不急于与波兰讨论它们的互助协定，而是宁愿等到与俄国的谈判取得更大的进展后再说；英波谈判直到8月方才认真开始进行。结果是法波议定书直到战争爆发后才签字。
虽然各个有关人物在5月间的法波谈判中所充当的角色还不完全清楚，看来似乎波兰人曾试图吓唬法国人，通过告诉他们英国已接受这项义务，使他们按照波兰的吩咐去为但泽而战。至少，以下几点是肯定无疑的：波兰人极为重视要法国和英国承认波兰的以下这一论点，即但泽的局势是波兰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德国政府怀疑，或公开宣称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会愿意“为但泽而死”；首先是法国政府，后来是更加勉强的英国政府，发现如果公开声明，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将因后者抵制德国想以单方面的行动来决定但泽未来地位的企图而开始生效，那是合适的。
在英国的保证宣布之前，波兰外长曾经拒绝考虑德国提出的解决但泽问题的条件；而且，即使贝克本人愿意把但泽交还德国并同意一个“走廊上的走廊”，波兰的舆论也将使这样的安排不可能实现。大多数波兰人也许不能说清楚，既然纳粹分子已控制了这个自由城市，现在波兰在但泽剩下来的“重大的切身利益”还有些什么，但是他们几乎全部会想到，从战略和经济的观点来看，他们仍旧保有的立足点对波兰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斯米格莱…雷兹元帅在7月的第三周接见报界时，概括谈了波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他说如果德国控制了但泽，它就能够控制波兰的经济生活。为但泽而战，因此也就意味着为波兰的独立而战，所有的波兰人宁死而不愿再失去他们的独立。
不过，并不是由于认识到波兰方面的力量，才使法国和英国政府宣布它们将支持波兰，如果它为但泽而进行战斗的话；而更多的还是由于害怕德国宣传人员想使法国、英国、波兰和德国的舆论相信“不值得为但泽打一场战争”的企图，可能会对和平阵线造成危险。4月间，有些法国报纸也采取了这个论调。登在《作品报》上的马塞尔·戴阿特的一篇文章否定法国人应该为“但泽捐躯”，从而引起达拉第在5月4日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削弱法国的决心和在国外制造对法国政策的怀疑的各种企图，并宣称法国的安全和文明的前途，在德波的争吵中都已陷入危险之境。同一天博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的切身利益是否受到了影响和在哪些方面受到影响，这要由波兰自己来决定，它可以依靠法国和英国的全力支持。5月11日，达拉第在波旁宫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他宣称他的政府在波兰的同意下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立刻直接运用同盟条约”。6月底有谣言说，但泽即将发生政变，法国驻柏林大使于是建议法国政府发表一项更加具体的声明，明确地表示法国的保证将适用于单方面企图改变但泽的现状的尝试，以打消德国对于法国的态度的任何幻想。7月1日，法国部长会议决定采纳库隆德勒的建议，在同一天把博内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照会交给了驻巴黎的德国大使。这份照会的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当各式各样的措施正在但泽被采取、而它们的范围和目的又是很难估计的这一时刻……我……认为我有责任明确地声明，任何打算修改但泽现状的行动，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并且因此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都将使法波协定发生作用，并迫使法国立即给与波兰以援助。
7月2日，法国海军部长康潘希在昂西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宣称，在但泽不可能有只局限于当地范围的、让和平建立在弱小一方尸体上的意外事件的问题。
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更不愿意在但泽问题上采取一项明确的方针，一部分是因为它迟迟不愿放弃也许仍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一部分则是因为它担心，这会鼓励波兰在与它的保证者们磋商之前就对德国的某一举动作出太强烈的反应。英国政府在试图组织一个和平阵线时主要关切的事，就是防止德国进一步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