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个的说：“这会儿给俺讲讲就不行？”
他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不行，你们给我出去！工作夹着我的手，没有时间和你们聊天儿！”说着，伸开两只手把他们推出门去。两个学生又说又笑，斤斗骨碌地跑开了。他又觉得口渴，从茶壶里倒出一盅凉开水，伸直脖子喝下去，紧接着又喝了一盅，坐下来继续改作业。心思虽然烦乱，精神还好，舞动那枝笔，脑、眼、手，同时并用，加紧进行工作。
当他正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校役推门进来，问：“贾老师！昨儿你来了几个客人？”
贾老师停下笔说：“就是一个客人呀！”
校役又问：“吃了几顿饭？”
贾老师说：“就是一顿饭呀！”
校役连着又问：“前天来了几个……”
贾老师把笔在桌上一搁，笑了说：“这又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罗嗦事！”于是不再等他一个一个地问下去，说：“前天来了两个，吃了两顿饭。大前天来了一个，吃了三顿饭，你自己算去吧！怎么算怎么是。”
他还没有说完，厨师傅也走进来了，说：“贾先生！咱这厨房里的事情真是难办，你今天来三个人，明天来两个人，弄得我们没有法子算帐。先生们光嫌伙食不好，这怎么能吃得好呀！”
贾老师说：“咳！你着什么急？吃一顿算一顿饭钱嘛！”
厨师傅说：“是呀，吃一顿拿一顿的饭钱，俺可也得算得过帐来呀！你的客人常来常往，今天保定的来，明天天津来，俺可得弄得清呀！到底算你多少钱？”
贾老师又哈哈笑着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还不行？你是劳苦群众，我还能亏负你。去吧，帐房里去支，借我下月的薪金。”
校役说：“你下月薪金早借光了，这个朋友走，借点路费，那个朋友走，借点路费。寅支卯粮，那里行！”
他又哈哈笑起来，说：“反正不能叫你们劳苦群众赔钱，下月的不够，借下下月的。下下月的不够，再借下下下月的。我正改作业哩，明天还得发下去。你们是工农弟兄，别跟我打吵子。”说着笑着，张开胳膊把他们让出去，把门关上。
他又坐在椅子上，可是再也修改不下去。这个工作真难做，你越是着急，越是抓挠不到手里。
他回到家乡来，做了几年工作，真是费尽心血呀！学校教课忙，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上级下级都来找他，甚至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事情也来找他。虽然在学校教书，他还是常常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脸上胡子长了，也老了。如今年岁并不大，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了。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脸上老是从容不迫，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满面春风。他虽然生在城市，倒有一套农民作风，你一接触他，就觉得又和蔼亲切。他有一对好思考的眼睛，看他睒着眼睛呆呆地出神，眼角下伏着几条皱纹的时候，那正是他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呢。
这时，他觉得实在疲乏。昨天晚上给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反割头税情况的报告，又睡得迟了。睡眠不足，觉得头有些晕，又走到澡堂里去洗澡。经常是这样，他身体疲劳过度，精神不好，或是失眠的时候，就到澡堂里去洗个澡，使全身的神经松弛一下，得到休息，回来再干。
从澡堂里回来，天又黑了，浑身轻松下来，才点上灯修改作文。一直到天亮，才全部改完了。礼拜六上午没课，他蒙上被子睡到十一点钟。
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农民的出路”，一个是“怎样做个现时代的好学生”。上完了课，又得回家，今天晚上是个接头的日子。如何开展宣传，如何组织队伍，如何把这个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还要重新做个研究。
他封好了炉火，关紧窗户，锁上门就出城回家了。雪太厚，走起路来很费劲，走到村头，已经黄昏时分了。走了一身汗，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直冒腾腾热气。他把帽子在身上摔打了两下子，皱了皱眉头，沿着村边走回家去。一拐墙角，看见门上挤着一堆人，他机灵地一抽身子退了回来，扒着墙角看着。他想：“要是有巡警或者马快班来了，就撒腿跑开，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抓住。现在要是叫他们抓了去，这一大片地区的运动，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年前反割头税运动搞不起来，年后无法发动‘反对验契验照斗争’。听说统治者在明年要开始这种税收，那一笔勒索就比割头税重得多了。要是让统治者按照他们的计划把这批税款收上去，农民生活就更加没法过下去。”
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会子，并不是马快班，也不是警察，是老爷爷跟邻家胡二奶奶吵架哩。他知道爷爷有点庄稼性子，连忙走上去看。老人嘴里喷着白气，两手拍着大腿，说：“你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说，你说，你来俺院里晃搭什么？”
胡二奶奶听不懂上半句话，看着老人的脸色不对，兴许是在骂街，就说：“怎么？你家去不得，我要看看俺家那只大芦花公鸡到底跑到那个贼窝子里去了！”说着，呼天喊地骂起街来，吆喝谁家偷了她的大芦花公鸡。
老人气愤愤地说：“你骂谁？骂谁？谁家是贼窝子？”
胡二爷也走上来帮腔：“谁家要是偷了俺家鸡，就是贼窝子。”
胡二奶奶翘起嘴唇，跺着脚跟说：“谁家是贼窝子？黑更半夜，蹓哒着风箱做饭吃，隔三过五儿地就有生人来来往往，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清早起，刮着冷风，起来扫雪，反正不是什么好……”
他听到这里，不能再听下去。街上人很多，好象看变戏法儿的。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笑眯眯地说：“二奶奶！二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胡二奶奶一见他来了，立刻转了个脸色，说：“小子！你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今天一擦黑儿，我找不到俺家那只大公鸡，到你们院里看了看。你爷把眼一翻，说，‘黑灯瞎火了，上俺家里巴睖什么呀？’巴睖什么，难道我还给砸明火的看‘出水’吗？你家去不得怎么的？”
他拍拍胡二奶奶说：“去得！甭说上俺院里看看，你上俺家炕头上坐个半天，跟俺娘叙叙家常，俺娘才高兴呢！”
他这么一说，胡二奶奶喷地笑了，说：“小子！你说的倒是一句话。”她又拍着手说起来：“老街旧坊，父一辈子一辈的，有什么不好，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
他说：“他上了几岁年纪，老年人了，你不要跟他一样，要看孩子我的面上。”
胡二爷把脚一跺，说：“好！你要是这么说，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说咱怎么办，一辈子犯不着争竞。”
他一手抓着胡二奶奶，一手抓着胡二爷爷，送到胡家门口，又用力向里一推，说：“忙家去吧！坐在你那热炕头上，喝红山药粥去吧！你看这刮着白毛风，天有多冷！”
他走回来，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回到牛棚里一看，爷爷坐在炕沿上，正啃哧啃哧地生气哩。他问：“爷！那是怎么回子事？”他知道老人开通，向来不和别人打架斗气。
老人一听，气得站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划着，说：“那天一早，她就站在街上瞎摆划，什么黑更半夜拉着风箱做夜饭吃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头，粮米是贵的，谁又吃得起夜饭哩！”老人捋了捋胡子，跺着脚说：“他妈的！俺家就吃得起，你管得着吗？那天胡老二又说，‘成天价人来人往，是什么好亲戚哩！’他妈的！上俺家来的，都是好亲戚！”
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
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
29
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
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
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