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书记载，权位越高，财力越大，其厚葬的程度越是惊人。后来演变到了不但陪葬品要好，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豪华气派，如同生前所居的皇宫一样。仍以汉代为例，我们看一下厚葬之风的演变的过程。
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已有很大发展。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此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在墓中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
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作砌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据资料记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皇帝的坟墓在秦代被称为“山”，在汉代被称为“陵”，所以“山陵”便成为皇帝坟的代名词。到了魏晋隋唐，帝王们为了增加坟的高度，往往借用山体来充当自己的“陵”，如唐太宗修建昭陵，就是把九峻山当做陵体，凿山而建成的，这就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说，从陵墓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就可感觉到厚葬之风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延续。
据考古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陵墓中还出现了寝的踪迹。西汉时期，把宗庙中的寝移入陵，在陵附近建立庙，开始推行陵寝制度。史上把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定为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
寝和庙相对应，最初出现在宗庙建筑中。由于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作为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地位非常重要，类似出征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宗庙中禀告祖先才能够做出决定的。前部是“庙”，安放祖先神位，按时祭祀，后部是“寝”，安放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如同活着一样祭祀，跟宫殿的前朝后寝一样。
古代的宗庙建在都邑中，但是“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之后西汉沿用，并且把庙也移到陵旁边。据考古发掘，西汉的庙大体上在距离墓300－400米处，随地势而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方便先帝的灵魂从陵墓赶到宗庙中接受祭祀，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寝中活动嬉戏的。
东汉明帝设立上陵礼，正式确定了陵寝制度。从此，宗庙制度衰退，陵寝制度大力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豪族以上墓为风气，笼络族人，上陵礼也是受此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依靠山麓、山腰建墓，大多不起坟。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照山势而建，并且开设神道，多有麒麟和辟邪。北魏永固陵开始起坟，是鲜卑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唐宋继承汉制，确立了献殿、下宫制度。唐代的墓室在半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宋代多半在平地起陵，其余因袭唐制。南宋选择在绍兴浅埋，成为“攒宫”，陵园前没有石刻。明清，是陵寝制度的扩大时期。清代改动不大，只是把墓地改为前方后圆。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厚葬制度的沿革。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会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以及劳民伤财的不良习俗则必将被我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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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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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获取墓中财物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分子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晋人皇甫谧曾经“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日《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盗墓者对于平民墓葬的盗掘，动机也无非是求财，当然，这里的财物和那些君王相将、王侯公子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至少还可以得其简单的随葬品。《论衡·死伪》说：“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所说就是这样的情形。盗墓者甚至只是为了掠取死者的衣物，就掘其坟墓，可谓丧心病狂。
《晋书》曾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作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发取墓材
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借取墓葬营造材料以为当时建筑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太平御览》中说：“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号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16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发掘古墓以取用“材”“板”等材料“立庙”“治城”的情形，在建筑史上，也有值得关注的事情。
《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作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人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朱雀尾巴和一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答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作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一公亩，高约三米，墓家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对墓主个人的政治惩罚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争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其有力的手段。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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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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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泻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在这方面，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的吕留良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占用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日：“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