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
借势借力——郭令灿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
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逐步成为马来西亚5大华裔跨国集团公司之一。除了投资金融业、制造业及房地产3大领域外，该集团也涉足贸易、报业和餐馆业。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资料，现在郭令灿家族的财富已超过40亿美元。
郭令灿的发迹，主要有以下几项高招：
1。善于自力更生，集腋成裘
郭令灿从父亲手中接管丰隆公司时，只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不多，业务量也不大。他主持该公司工作后，针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增设了多家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瞄准了市场需求，生意都很好，发展十分迅速。这种“无生有，小变大”，集小商品微利之腋，成大批量高利之裘，小规模变成大“气候”，其生财奥妙在于搞现代化专业化大生产。他的丰隆工业、马太平洋工业及谦工业等大规模工业制造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2。善于吸收人才，用人之长
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他深深体会到人才是创业之源。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善用将，积极吸纳人才，用好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现代经济学已把资本的概念，从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内涵延伸到商标、技术软件、信誉等“无形资本”了。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
3。善于树立形象，弘扬企业文化
郭令灿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上已愈战愈烈了。因此，他十分注重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对直属的各企业，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现在，郭令灿的事业如日中天，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戥子
第9章他山之石——学商帮经营规模化
物以类聚，商以帮兴。明代前后，我国商人经营活动日益活跃，商品流通范围急剧扩大，商品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从商观念转变，商人地位提高，商人队伍扩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帮也逐渐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我们就通过讲述商帮的经营，以期对现代经商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1。以仁为本——复字号
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应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
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破格提拔重用。这是乔氏财团长期昌盛不衰的关键。乔氏财团摊子大，仅在包头市面上就有19个门面。如此大的摊子，却运转有序，关键是乔财东坚持了“用人不疑”的原则。他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他的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做事，也就都拼命为乔财东效力。
乔财东巧用“连环计”盘活了资金，使他庞大的家业周转灵活，抽调自如。例如春季当铺赎货时，收进现款做菜园的开支，秋天菜园进款可做购买粮油之用，循环利用，互相支持，不失时机。这一点远非其他商号所能比。
乔氏经商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随波逐流。他们总是深入研究，看得长远，往往别人不重视的，他们却锐意经营，因而常常能出奇制胜。对利润不贪高而图多，看起来利薄，但因为量大，所以获利也很丰厚，而且风险校
乔氏经营坚持以仁为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真价实，讲究信誉，对消费者仁义。如他们经营的米面，质量高、分量足，于是人们购买米面都愿意买乔家的；二是对客户仁义。有些客户破产，无力偿还乔氏的债务，乔氏从不强行索债。与老客户交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三是舍己为人行义举。民国六年，由于受一战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毫无出路，驼绒价由每斤现洋一二元跌到每斤一角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人均亏赔不堪。影响所及，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目睹此情此景，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使其行业继续活动，但乔氏为此损失惨重，这种舍己为人的义举直到今天还令后人赞口不绝；四是关心员工生活、疾苦，对员工仁义。
员工做事出色，不仅可以立即得到重赏，而且还可以得到破格提升。若员工违反了管理制度，则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
乔氏既注意以言教育员工，同时也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约束规范员工的行为。故乔氏商号虽家大业大，但却依然能运转有序。
2。管理严谨——日升昌
清朝嘉庆年间，平遥西街开设了一个颜料行。东家李咸视，人称“李二魔子”。经理名叫雷履泰，平遥红堡村人。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设分店的很多，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山西老家捎些银钱，一般是从镖局运现银，运费既高，路上又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玉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就有人和北京西玉成的经理雷履泰商议，从北京向老家捎些银钱，交到西玉成，由雷履泰写信在平遥西玉成用款，雷同意了。起初不过是朋友或乡亲关系，两相拔兑，也不出什么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便利，求拔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雷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如果将此业务拓展，获利必定可观。
为稳妥行事，雷又做了认真的市场和形势调查。他发现，随着京师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俄北京通商，特别是中俄恰可图通商，晋商承担着组织中国茶叶输往沙俄的重任。由于贸易总额大量增长和商品周转周期长，垫支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于是商业资本感到不足，遂求助于社会借贷。当时在大城市也有从事存贷生意的账庄（相当于现在的银行），都是用现银结算，因此不得不求镖局押运，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汇兑已经成为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都希望用汇兑来代替运送现银。
第92节：管理严谨—日升昌
第92节：管理严谨—日升昌
雷履泰根据调查情况，建议东家李咸视将西玉成改名为“日升昌”，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日升昌成立以后，果然银钱汇兑业务繁荣，雷履泰迅速将业务推向全国的各大中城市，于是大发其财。雷履泰可谓我国金融业务的创始人。
金融行业，向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特征。处于中国古代金融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的票号业，自然也不例外。
雷履泰秉承了古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日升昌成为管理严谨、内部协调、服务到位的典范。
雷履泰十分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各地分号的存在，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总之，他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混松散，用严谨规范的语言制定出一系列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
对待客户和顾客，日升昌实际上做到了以顾客为上帝，“但经商者，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即便是个叫花子亦可交接，是谓“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
在行动之前，雷履泰认为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思考，“求稳求信”，“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里全局观很重要。要讲究“稳奖，他认为“稳奖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是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之素质，它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就是这样，日升昌以雷履泰兴、雷履泰以日升昌名，雷履泰在经营自己理念的同时，也在领导、规定、命名着日升昌和以其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业的鼎盛时代。
3。因利制权——太谷曹家
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金发展到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曹氏发家始祖曹三喜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明末清初来到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刚来时，他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略有积蓄后就开了豆腐店，将所产的大豆变成了豆腐，使商品增值，同时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成了猪肉。他按这个邪连环计”经营了几年，积累了不少资金，于是他又决定实施大的“连环计”。他雇人种了大批高粱，又将高粱酿成了东北人喜欢喝的高粱酒，酒糟又变成了猪的上好饲料。这样又经营了几年，家业已丰，于是他又决定经营杂货业、典当业。经营范围变广，获利更多，遂又分出资本在沈阳、锦州、四平等地开设杂货、酿酒和银钱业。
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氏立即觉得趁战乱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需物资，大发了一笔横财。朱明王朝灭亡，曹氏成了清朝政府的“功臣”，于是曹氏一帆风顺地将买卖打入了内地。在中国各地广设分号，生意兴拢
曹氏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