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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倒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好出去挣钱。”
父亲把稀菜粥还给了母亲说：
“先给孩子们吃吧。”
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落下辛酸的眼泪。
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债主，还要哄孩子们。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那里管吃不给钱。二哥急得没法，饿着肚子跑到大街上，挤在人堆里听大鼓书。
这一年，我十二岁，看见家里这样子，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饿，我要靠劳动解除饥饿的威胁。
萍乡煤矿四面环绕着高山，在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地面。人工开采的小煤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
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窑主们随使挑个地方，挖一个斜洞，就算是煤窑，工人出进连腰也伸不直，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又像狗，一样把煤从容里拖出来。窑顶常常倒塌，压死人。窑主害怕工人不下窑，在洞口摆个泥菩萨，挂上一块写着“确保平安”的木牌，天天烧香上供，迷糊工人。
从山里往外运煤，也同样靠人工，挑脚的把煤一担一一担地送到车站。许多穷孩子都去挑脚，卖力挣钱，我也打算挑煤去。
我去找从小在一起玩的小赵商量，想叫他带我去。小赵歪着脑袋，把我友看右看，笑了笑说；
“得了吧！你也挑得动煤？像个瘦猴子，不要让扁担把你压扁了！”
“我的力气大得很，不信，咱俩比比看！”
“比什么！你要去就去吧，明天早点起来。”
“今晚不睡也可以，明天我去找你！”
要挑煤半夜就得动身。家里没有灯笼，我跑到电机房，找了些用过的油棉纱，在机器上擦了点机器油，绑在木头棍子上，准备点着照路。
母亲知道我要去挑煤，心里不忍，可是又不愿意眼看着孩子挨饿，只是不声不响地爬起来，送我到门口外面。我约上小赵，匆匆忙忙走了。
我们爬过几座山，穿过几处树林，赶到了挑煤的地方。哪知来得太早，小煤窑办事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两扇门关得紧紧的。里面的人都在睡觉，也没有灯光。只有密口上泥菩萨面前的残香，闪着微弱的火星。
屋檐底下有两张方桌，是窑上开票记账用的，我看天不亮，就睡在桌上。睡得正香，忽然向下一跌，好像掉进一个无底洞，摔得浑身疼。原来桌子被人抽掉，矿上的办事人来开磅称煤了。
我爬起来揉揉胳膊，心想：出门做工真不容易，穷人到哪里都要受欺侮。
我很想多挑一些，试了试，挑不动，又去掉一点。矿上办事人不耐烦地说：
“你要不挑就算了，别找麻烦！”
我赌气挑上就走。
我挑着煤赶路，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走出一二里就渐渐赶不上了。扁担把肩膀压得生疼，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移到左肩，换来移去，左右都吃不住劲了，只好歇一歇。哪知挑东西走路，越歇越想歇，越歇越觉得担子重。不一会又要爬山。这山连一条路也没有，那些人趟出来的小路，光溜溜，跟滑板一样，一步三滑，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像是甩秋千，直到中午才爬上山头，解开衫子一看，肩也肿了，皮也破了。
我鼓起勇气，挑着往前走。一不留神，被石头绊了脚，一个跟头栽倒在半山腰，胳膊和腿擦破好几道伤口，煤炭也撒了一地。眼看太阳落山，挑煤的人早走远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荒山上，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就是挑到地方，收煤站也收秤关门了。怎么办？
红肿的肩头跟滚水烫过一样疼，腿上的伤口不住流血，只好挑着两只空筐子回家。
一进门，我一头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饥饿和疲劳完全征服了我。母亲走过来轻声问道：
“孩子，你怎么啦？”
我只简单地说，煤炭没挑到站，都扔在半山腰了。母亲含着眼泪给我打来洗脚水，我怕她看见碰破的伤口又要难过，不肯下地，向母亲说：
“妈妈，不耍紧，我明天还去挑。”
“你吃过饭吗？”
“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喝了一碗野菜粥，又翻过高山去挑炭。扁担一压上红肿的肩头，头上就直冒冷汗，我想应该趁力气还没使尽的时候，多起几步路，免得磨到天黑又误了事，就咬紧牙，两脚不停，一直把这担炭挑到了车站。
冬天，大雪盖遍了安源山，暴风裹着团团碎雪，裹着煤屑，搅得天昏地暗。饥寒把许多矿工驱赶进深山野注，父亲推着沉重的独轮车，儿子拖着绳子在前边拉。雪地上踏出了一条黑色的路。有时不留心，腿陷进雪堆；有时被暴风—卷，连人带车从山腰一直滚到山底。……
我挑着箩筐，从早到晚，夹在人堆里奔走。身上穿一件破棉袄，拦腰拴一根草绳，赤脚穿着草鞋，脚被碎冰块割成一道道血口子。山路又滑，走一步，身子不住乱颤，等赶到地方，煤也快丢光了。像这样累得半死不活，一天也难挑满一担煤。不能白受这份罪，得找别的门道了。
去锅炉房拣煤渣，一担炭可以卖十多个铜元，有的人一通夜能拣五六担。我觉得比挑煤合算，就找了一个旧畚箕去拣炭渣。
天—黑，我把畚箕往背上一挂，趁警察不注意，钻进了锅炉房。那里摆着一排锅炉，好像是一队听候命令的兵士。工人们不时打开炉门，举起钢铲，一铲又一铲地把煤投进那火光熊熊的炉膛里，煤炭立时变得像稀泥一样柔软，不一会就闪起淡兰色的火苗来。工人们不时发出吆喝声，给自己助威。
烧锅炉的工人，要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才把炭渣从锅炉里掏出来。时间还早，我跑到锅炉背后的烟道旁边，把畚箕放在地上，底朝上当枕头，倒下头就睡。雪花随着北风，从屋檐下钻进来，落在身上，化成水珠。我紧紧地靠着温暖的烟道，一会就睡着了。
突然沉重的竹鞭抽在身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揉揉眼睛，屁股又挨了一脚。原来是查夜的警察来了。
“谁叫你来的？小东西！”他凶声凶气地吼叫着。
我忙去抢畚箕，警察举起鞭子又抽过来，我闪开了，拔腿就跑。警察还不放松，在后面紧追。我跑过横在铁轨上的煤车，弯腰拾起一块煤块，朝他打去。警察挨了一下，翻过煤车又追。我绕着煤堆转了两转，跑出锅炉房。警察气呼呼地打开锅炉门，把我的畚箕丢进火里。
外面雪下得更大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喷水池的水珠一落在破棉袄上，马上结成一块块冰花，冻得我上下牙直打架。我推开屋门，家里人都睡了，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补衣服。见我空手回来，她吃惊得睁大了眼睛，随又凄然一笑，好像是说：孩子平安回家，这比什么都好。
我在门背后，又拿起一个畚箕，转身就走。母亲追过来，一把拖着我，颤声说：
“别去吧，你的脸都冻青了！”
“不怕，妈妈。你去看妹妹吧！”
我挣脱了手，背上畚箕，向锅炉房飞跑。
工人们正在清炉。通江的炭渣从炉里拉出来，用水一喷，蒸气、炉灰揽成一团雾，呛得张不开口。拾炭的穷孩子们哪管这些，只顾围着渣子堆，寻找没烧尽的炭渣。
我拾满了畚箕，背着警察，把炭运到外面堆起来。就这样，来回拣到天明，再把炭挑上大街去卖。
……日子长了，手指上烧的泡结成了又厚又硬的茧子；赤脚走在煤渣堆里，也不怕疼了。患难把穷苦的小伙伴们结成一体，大家轮流放哨，监视警察。远远看见警察的影子，放哨的喊声“来了”，都跑出去躲起来。警察一走，打一声口哨，又回来原样拣炭渣。
穷人和穷人总是心连心。那些烧锅炉的工人们，不等煤炭烧透，就拉出来用水浇灭，好让我们快点练走。我又邀二哥来当帮手。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家半饱的生活。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冰雪融解，大地发青，满山的白茶花，发出醉人的清香。但是，春天并没给矿山带来繁荣。那些官僚资本家们趁火打劫，盗卖资材，假援工名，还印发“鬼票”。坑害工人。他们就靠这些不义之财，养行又肥又胖，工人越倒霉，他们越享福。工人们都说他们是吃冤枉的。许多机器拆走了，许多机器生了锈。工人们拿不到工钱，还要日夜做工，防备大水淹塌相依为命的矿井。
矿工们更没有忘记那血海深仇。早晨，太阳一出来，煤窑口的石壁上，就出现了斗大的白字：
“打倒国民党！”煤车出窑，每个车皮上都有石灰水写的大字：“打倒蒋介石！”不屈的人们坚持着斗争，革命的心不死，革命的火永远不灭！
从春到夏，父亲失业在家，成天发愁。我仍旧背着畚箕，到锅炉房拣炭渣。秋天，新谷上市，听说后山红薯便宜，卖完炭，我又挑着箩筐，到后山买红薯。我们家吃不起白米，红薯就是上等饭食。
我的肩膀磨得结实了，挑三五十斤也不觉得吃力。这天黄昏，我刚爬上后山，就见一群人迎面走来，有的背着雨伞，有的背着小包裹。我只认得一个是修理厂的工人，他还送过我一把小锤子。我把筐子放在路边，拦住他问道：
文“叔叔。你们到哪里去呀？”
人“上井冈山！找我们的救星去！”他指着东南边。
书“找红军吗？”我丢下扁担，“我也会！”
屋他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
“不行，老弟！你还太小。赶快长大，做个有用的人，等我们胜利回来，咱俩一起开机器！”
我含泪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山头那边，直到月亮爬上东山。
在矿井里
矿山再没有什么指望了，父亲又好拖儿带女，逃回湖北老家去谋生。一家人逃到湖南的洞庭湖旁，钱花光了，没钱买火车票，父亲急得在湖岸上来回转圈，望着茫无边际的湖水发愁。
湖旁停了一只小拖轮，是从武汉来湖南运木排的。父亲恳求他们顺便带我们一家回湖北。船上的工人们一口答应下来，给我们找了一块小地方，一家人躺在锅炉顶上，逃到了武汉。
父亲从小就流落外乡，亲戚朋友们见父亲穷着回来，谁也不敢沾边，饥寒仍旧无情地威胁着我们。父亲又带着一家人，逃到湖北省大冶县。
大冶的石灰窑（地名）面临长江，左右和背后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煤、石灰石和其他矿产，官僚资本汉冶萍公司设有大冶铁厂，还有四个煤矿，一个水泥厂。
江岸上耸立着鼓风炉，高大的烟囱插遍了山脚，黑烟结成乌云，笼罩着矿区。火车匆忙地顺着江岸奔跑，把褐色铁矿石从山里运到铁厂。煤矿的空中索道，越过了丛山峻岭，钢索上的煤斗，满载着煤炭，穿过那一架一架竖立在山顶和山腰的钢塔，一直把煤从深山里运到停在江边的大轮船上。
父亲的老同事们，很早以前就从萍乡煤矿回到湖北，在这里的富源煤矿做事。有一个姓高的同事在煤矿当采煤工程师，由他介绍，我们弟兄几个先后进煤矿当了学徒。
第一天清早，我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工厂。心想从今以后，我就可以成天和机器作伴，学会管理机器、制造机器。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童年的梦想将要实现：人们将要叫我“工人”。
机电工程师把二哥分派到机器修理间，把我分派到电机间。工头带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