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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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趣味-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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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ott在2000年代初期,当然更没有这些资料,只能从国民所得的统计,去重构出估算值。他们的结果显示,就算只用最低的无形资产数值来计算,1929年10月的股价,都没超过上市公司的价值。他们的估算认为,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其实相当高:至少是公司有形资本存量的60%。
Prescott用现代理论来分析,外加他的诺贝尔声誉,增强了这项研究的可信度。接下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股市会崩盘?他说这个问题在此不回答(Answering that question is not addressed here),但指出股价的急剧下跌,和当时的货币政策措施有关。崩盘前,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简称Fed)对股市投资者的信用管得非常紧,因为担心「股市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上涨,必然会把美国的信用吸去,用在投机的证券操作上,达到令人警戒的程度。」股市崩盘后Fed的货币政策转松股价回涨,听起来这像是Friedman的口气。
Prescott的论文提供一个表格,显示两个重点。(1) 1929年8月时,股价和上市公司盈余的比值。有5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显示,这个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9。0,最低的数字是14。1,表示股价尚称合理,并非天价。(2)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和全国GNP的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67,最低的数字是1。24,表示股价并没有被高估。他们在正文和附录中,还提供一些走势图与90家主要上市公司的市值、净盈余,以及两者的比例。这90家公司中,有50家是工业,20家是铁路,20家是水电瓦斯业。
我对他们的分析工具不熟悉,对他们的计算过程也不够掌握,但我对这篇文章感到相当困惑。一方面Prescott说得合情合理,也看不出有什么缺失;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明白回答关键问题:如果Fisher是对的,为什么股市会崩盘?单用货币供给的松紧度来解释,我认为不够说服力。如果一个人够健康,单是短期的食物管制,还不致于因而崩溃吧!我认为Prescott还没充份说服我,有请专家为我们解惑。

参考书目
McGrattan; Ellen and Edward Prescott (2004): “The 1929 stock market: Irving Fisher was righ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5(4):9911009。

32战争时期经济学家有用吗?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时,经济学家没有提出有效的警告。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期的经济学界规模还小,统计数据相对地欠缺,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多。2008年美国金融大恐慌时,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博士无处不有,各种统计数据在网络上随手可得。但为什么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严重影响各国的金融与产业。回想一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间,新竹科学园区有多少人在放无薪假?
所以问题很简单: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只会「黑板经济学」,一下讲台就没用吗?在黑板上写一堆吓死人的方程式,看起来很科学,怎么连房市泡沫都解决不了?哈佛大学的教授John Galbraith(19082006)说过一句名言:「经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
其实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者有过实质的贡献。战争是残酷的破坏与杀戮,但不可讳言地也有正面效果:平衡过多的人口、发明许多新科技(例如核能技术、高阶密码)。美国的经济学家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批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策略分析局),估算敌方(德、日、义)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
另一批经济学家在Enemy Objectives Unit(敌方目标组),挑选适合轰炸的目标。还有一批在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统计研究组),应军方要求评估各式问题。在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物价管制局)的经济学家,协助资源分配到民间,避免通膨和投机性的囤积,让资源能有效供应在欧洲的部队与盟军。在War Production Board(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协助民间工业生产军需,确保有急需的军备,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铝矿)。
这些平民出身的经济学者,所做的各项分析,时常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用,也协助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筹划各种政策。这些在战时贡献过智慧的年轻学者,日后有五位得了诺贝尔奖: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得奖)、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得奖)、Simon Kuzs(190185,1971得奖)、Wassily Leontief(190599,1973得奖)、George Stigler(191191,1982得奖)。还有几优秀的分析者,战后在MIT、哈佛、史丹佛、耶鲁等名校任教,有5位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理事长。
  
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诺贝尔奖)
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在英、法、德、中、俄,美国本土未受影响,有余力调集这批通晓各国语言(原籍俄德法)的才智人士,加入智慧性战场。罗斯福总统很看重这种幕僚分析,1940年派他的好友William Donovan(一次大战的英雄,日后在纽约执业律师),亲赴伦敦分析,在纳粹的猛烈空袭下,英国的存活机率有多高。结果Donovan和总统幕僚的判断相似:日后英国有可能在空战上打败德国。
这项经验让美国采取一项重要决策:全力搜集情报,由政府汇整,聘请专家做细部分析,直接对总统负责。国会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全力配合提供数据,创立研究分析小组。以图书馆的协助内容为例:提供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轴心国)的报纸、地图、统计资料、交通路线、桥梁、铁路、燃料、隧道的战地讯息。
以下举实例说明,经济学家的分析如何协助军方拟定战略。在1941年12月12日提出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的情报指出,德国的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断却是:从19367年间起,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肪与食用油),其实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然减少,但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约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开战后已减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这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因缺粮而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年时德国每人每天能摄取3;370卡,1942年因战事吃紧,降为2;555卡,1943年增为2;751卡,1944年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2;810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2;500卡以上的摄取,主因是人口的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俄国)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判断,比情报单位的讯息精准。
1941年德军入侵俄国,这是会扭转欧战的战役。美国政府要经济学家分析,德国需要调配多少资源才能打败俄国。刚开打时,德国很快就占领俄国十条主要铁路,迅速运送200师军队与粮饷深入俄境。在有限的情报下,经济学家去请教铁路专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车载运效能,以及各种状态下的每日最高运送量。
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报告内,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与俄国开战的前6个月内,由于德军事前充份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公吨。这表示到1942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另一战场是北非,美军分析德国隆美尔将军(有「沙漠之狐」之称)的战备能力,经济学家再次展现优秀的分析能力。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
打了几年仗之后,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一个妙招: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长久以来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年、职业、阶级、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透过驻瑞士(中立国)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数约为各地报纸总家数的14。分析者计算,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之间,各阶级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例:每阵亡1个军官,就会有21。2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俄国之前,已损失11。4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查数字(13。4万)相当接近。但对侵入俄国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之间,德国损失181。3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77。4万。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Volgograd)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40。7万阵亡,实际数字是30。7万。
在地球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经济学家假设,掳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约占总生产量的0。3%。又假设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计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在1943年时,每个月约能生产1百万个轮胎,但经济学家的估算只有18。61万个,战后调查的实际数字是17。55万。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车、战斗机、枪枝、V1飞弹、V2火箭的生产。情报单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产量约1;550辆,经济学家说只有327辆,战后的调查数字是342辆。
战争期间的资源有限,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费,得到较高的效果。以轰炸为例,要反复计算先炸哪里、要投下多少炸弹。有几位战后在MIT经济系任教的学者,以及一位诺贝尔得主,利用德国空照图,透过「成本效益」的分析,发明各种计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打击效果。可惜战后的评估效果并不佳,主因是轰炸破坏民间财产的程度,远大于摧毁军事设施的效果。轰炸对德国士气打击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间团结对抗盟军。但轰炸油库的效果很好:1944年3月时,德国空军的油料产量高达18万吨,轰炸后在6月时只剩5。4万吨,9月时只有1万吨,已失去反击能力。
类似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最后举远东战区日本的例子。美国的分析家早在1941年11月24日就提出预言:「经济围堵的压力,已把日本逼到无法支撑的地步。解决之道只有两个:外交谈判或武力解放。」1941年12月时,由于海军的围堵,这个原本资源就缺乏的国家,进口量减少60%,出口工业只发挥30%的生产力。然而从1936年起,外债已增加5倍;1937年起,货币供给量增加3倍。电力、劳动、食物、商品都有管制与配给。
撑到1945年4月时,经济学家提出〈日本的粮食状况〉报告,说日本的食物(质量与数量),原本就比西方国差,大战后又下跌10%。战争期间的平均卡路里摄取量,从1930年代末的2;270卡,降到1944年的2;050卡。食物的质量严重恶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战后的研究显示,这些估算相当正确。19415年间在都市出生的小孩,比在乡间出生者较矮较轻,主因是粮食较不足。
以上的故事说明,除了推估俄国战区的伤亡人数,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上相当准确。为什么会比情报单位做得好,主因是这个由18个经济学家组成的分析团队(搭配许多助理与军方支持),擅长运用统计分析工具,从有限的样本做科学性的推估。这些有用的判断,帮助军方锁定关键重点,判断敌方的致命弱点。
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线性规画:在有限的资源下,在多重目标的约制下,如何求出最适解,也就是在解答optimization problems。这些经济学家,日后各有辉煌的专业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时的实际体验,让他们对战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以及对财经政策的建议上,提供重要的养成背景。

参考书目
Guglielmo; Mark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sts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8(1):10950。

33希特勒为什么会兴起?
拼经济才是硬道理






二次大战后,希特勒成为邪恶的象征,原本是激发人心的自传《我的奋斗》(1925),据说在德国至今仍是禁书。从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戴。为什么希特勒会得势?答案是经济性: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失业率太高,希特勒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191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强制德国,付出巨额赔偿给战胜国。当时年轻的凯恩斯参加英国代表团,极力反对向惨败的德国索偿。因为这种屈辱必将深烙人心,只要有机会再度强大,德国必然报复雪耻。凯恩斯人微言轻,愤而辞职,写了一本极其畅销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廿年后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真被凯恩斯不幸言中。这廿年间,德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激烈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希特勒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称为威玛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191933),那是因为在德国北方威玛城,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的共和国宪法。这个政府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被迫提高税率,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通膨)。正在全国努力偿债时,飞来一件横祸,严重打击才刚要恢复的经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与大恐慌。

1923年发行的5千万马克纸币=1美金
全球贸易在短时间内严重萎缩,德国的工业生产与出口因而大挫,失业率逐月上涨。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膨(hyperinflation):物价急剧上涨,导致辛苦的储蓄与养老金,在短期内化为乌有。政府有庞大的外债压力,工商业缺乏资金,外国人不敢来投资。简言之,1929年大恐慌期间,德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外资眼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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