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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此问题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即使抽掉帝国主义的激发因素，即使中国仍停留在闭锁经济，其内部仍会自行改变，不一定要藉助或归功于外来势力的影响。中国当时内在的经济、社会力量，也一定会促进畛域观念的融消，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何炳棣（1966）《 中国会馆史论》页114）。
我们不必过分强调外来影响，因为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并未真正「开放」中国市场。外来势力只占据商业化程度最高、市镇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并未使原来「华美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汇通联属之天下」。外来的经济势力，沿着海岸通商口岸，画出一条「新式花边」的经济边界。这条边界内侧的传统部门，仍是「华美隔绝」。
有些学者认为，1930 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的主因，是外国经济侵略。另有些人过分神化外来力量，对中国各种现代化的帮助。侯教授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正面效果的证明，并未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参阅刘石吉〈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台大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组硕士论文，1975年6月，页16、1089、1357）。
侯教授也提出好几项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近代内战、外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外资介入对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的影响如何？各国情况有何异同？可比较中、日及东南亚诸国的情形。文化、宗教、社会、家庭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何？中国主政者对西方经济侵入的反应与决策如何？他们的经济思想为何？（参阅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可了解晚清政治人物的经济思想，以及外资在华活动之对策理论根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影印，书末所附书评甚精采。）清末民初留学欧美者，受西方经济思潮影响，他们返国后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为何？（参见汪驹一着：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921949）。这些经济政策正如冒出海面的冰山，欲探其根源，仍应研究其广深的思想背景。研究此时期的经济思想，才能更了解中国对经济入侵所采对策的来龙去脉，史实才可得理论印证。
原刊于1979年6月《中兴大学合作经济系刊》
2008年4月3日修改文字
附录2
李明珠论华北饥荒
Lillian Li （2007）：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x＋520pp。
中国经济史学界，早已熟知李明珠教授的大名。1981年她的第一本专书《中国的丝贸易》（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在哈佛东亚丛书出版。十年后，她与Thomas Rawski合编《中国史的经济视野》（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由加州大学出版（1992），对经济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又过了15年（2007），她发表这本五百多页论华北饥荒的专著，这是她自1982年以来，长期关心粮食与饥荒问题的心血结晶。在此之前，她对粮食与饥荒的研究，已在期刊发表过好几篇，28现在我们终于能看到全貌，一方面要恭喜她的成就，二方面要向学界报告她的整体贡献。
我最早注意到她的研究，是1991年发表的45页长文：〈中国饥荒中的生与死：1935年黄河大水时的杀婴分析〉（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每次我教中国经济史，都会印发此文给同学研读，大家对文内的地图、相片、表格，以及统计的分析印象深刻。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不会在正式的纪录里出现。李教授运用《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内，记载1935年9至12月间的10；296人死亡名单，输入计算机之后，得到几项主要观察。
一、07岁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显地较高（表2）。二、020岁的男女人口比例高达188％，正常状态应该是105％110％之间（表4）。三、07岁的人口，占总样本数的13。7％，远小于同时期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孩童人口比例（约25％29％），显示有杀婴的倾向（表5）。四、表7与表10的数字显示，婴儿早夭（或杀幼婴）的母亲，年龄层集中在2024岁：因为她们还很有生育力，在逃难时期较不倾向保留幼儿（尤其是女婴）。五、1935年黄河大水时，25岁的人口死亡率高达60。6％，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时只有9。2％。孟加拉国的高死亡年龄层，集中在2026岁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饥饿而死。1935年大水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全力救济难民营，并没有饿死的问题，但却有高达60。6％的婴儿死亡率，间接显示中国历史上的杀婴习俗没有间断，其中女婴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让人感觉到杀女婴的倾向。
我对这篇论文的印象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点当作书评的引子，接下来综述《华北饥荒》的架构与问题的面向。全书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说华北的「天、地、人」背景，说明海河体系与海河盆地的气候史、水旱灾纪录（表1。2）、农业区域分布、降雨量。简言之，是自然与地理环境的综述。第二章说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直隶地区的主要治河工程纪录，与所花费的巨额银两（表2。1）。本章的地图2。1（《华北饥荒》页4647），是雍正时期的治河计划图说，充份显示工程的庞大与复杂。第三章分析直隶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粮食，重点放在主要粮食（米、麦、粟、高粱、黑豆、玉米、马铃薯），以及其它农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产模式，还有饮食、生活水平、物价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粮（麦、粟、高粱）的长期价格变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季节性的波动。此章用许多表图来呈现，也有些简易的统计分析，是全书最数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内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过，分析北京的粮食如何从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应。换言之，是在说明北京的粮食市场如何运作，碰到社会动荡与缺粮时，如何平息、如何救济饥民。第六章探讨储存谷物的方法及其诸项问题，从古代的仓储制度说起，重点放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常平仓，以及直隶在17491792年间，常平仓、社仓、义仓的总储存量（表6。1），旁及关外（奉天）与蒙古地区的状况。
第七章论粮食市场价格的整合度，主要内容已在2000年的《经济史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本章是全书中运用最多经济概念、最多统计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为非经济史学界读者解说的地方，稍后详述。第八章讨论清初的饥荒救济问题，包括：饥荒的调查、济粮、济钱、平粜法、蠲免法、难民收容法。之后，以17431744年因旱灾而起的济饥模式为例，说明救济的管道与限度。第九章分析19世纪的济饥个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灾、道光年间的危机与贪腐，以及之后好几次的大型饥荒。整体而言，19世纪的济饥成果，相对于十八世纪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来，第十章谈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第11章谈19001949年间的农村危机与经济变迁问题，第12章谈19491990年代（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产出、人口增长、19591961年间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在1963年下定决心「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北饥荒》页368）。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故事。以上是全书12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点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经济史学刊》发表的〈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3）：66599），内容要比第七章丰富，但基本的证据论点不变。我记得这篇35页的文章，翌年被选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本章分析清中叶至清末期间（17381911），直隶（河北）地区粮食市场的两项重要特征：一、河北省内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愈来愈低；二、但河北与奉天（满州）、长江三角洲的米粮市场整合度，却愈来愈高。换言之，直隶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有个奇怪的特性：内部结构松散化，外部的联系却加强化。
李明珠首先介绍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为分析的单位，而把全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macroregion），证明各大经济地区各有独特的脉动与韵律。接下来介绍研究粮价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王业键，对18世纪主要地区的粮价相关性研究；还有Loren Brandt对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粮价分析（〈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7）。这些研究都是以跨区域（interregional）的粮食市场整合为主题，反而较少注意单一「地区内」（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粮价整合问题。她对直隶地区粮价研究的结果显示，直隶区内部的米粮市场结构逐渐松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隶与奉天、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市场联系，却逐渐地强化。她认为有三项主因：环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国家的主导（〈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8）。
直隶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粮食无法支撑人口所需；几世纪以来都靠大运河南粮北运，明清时期每年的运粮量约四百万石。只要各地有余粮，大都会流入直隶，储存起来以预防欠收与饥馑。这造成了直隶米粮市场的双层结构：上层是由国家主导的「军公教」米粮市场，下层则是农村地带的广大民间市场，特点是孤立性较高，商业化程度较低，政府不插手干预。
朝廷为了掌握各地粮食状况，要求各省每月汇报粮产、雨量、米价，所以全国各地县级以上的长期数据相当完整。由于改朝换代与战乱搬迁，某些地区的资料已散失。直隶因地位重要故数据较完整，李教授运用17381911年间17个州府的粮价资料，分析每月麦、粟、高粱的价格变化。若以离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占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直隶的数据显示，麦与粟的市场整合度在1819世纪之间，离散度增大两倍左右，表示直隶区内的粮价的整合度愈来愈差（〈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4与图2）。作者认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乱、盗贼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把这17县依地质、气候、特性分成四组，还是得到类似的结果：各小组之间的麦、粟、高粱价格，整合度还是很低，变异度更大（介于0。282与0。945之间。〈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7）。于是就挑出直隶区内四个最重要的地方（顺天、保定、天津、大名）来分析，结果还是一样：这四大地方之间的粮价，并没有明确的整合趋势（〈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8）。
为什么直隶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比预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陆地状况不佳，陆运成本太高。在水运方面缺乏水路网，东西向的运送较方便（因为大江东去），南北向的运送较困难。18世纪时，朝廷曾在直隶中部密集兴建运河体系，方便华南由海道运送到天津的米粮，转运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间，许多运河失修，粮道阻塞造成粮价上涨，各地粮价差异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从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80英哩陆程为例，英国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记载他们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后坐车或骑马13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还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结冻（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车或骑马。通州到北京幸运的话36小时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这些所谓的路，其实泥泞狭窄到只能容单车通行，实在称不上是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间运粮的价格为例，若走陆路，每石粮的运费约40分钱，走水路的话约6分钱，相差将近7倍（〈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878）。这种不利的状况，一直要等到有铁路之后才有明显的改善。在有铁路之前要怎么办？市场的整合必须透过朝廷强力介入，动员国家机器来调配粮食，因而造成「市场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灾欠收缺粮，或遇到战争需要大量粮食，那只能从关外调运东北粮食来接济。为什么直隶本区内的粮食整合这么困难，反而和东北的整合却比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简单：一、关外的粮产较丰富，有余粮可外送；二、走海路运送成本较低；三、每年有上千粮商，用八百艘船载运几十万石粮入关图利（〈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0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图5、图6，有明确的统计分析与粮价走势图，证明三件事：一、关内与关外的粮价有同步起伏的倾向，双方的麦价相当同步化，粟价则较有差距；二、直隶与江南粮价同步化的趋势较低；三、所以奉天对直隶米粮市场的影响，明显大于江南的贡献。清中叶之后影响江南粮食北运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运粮体系被破坏了（〈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3）。直隶是华北的首善之区，以上的摘述让我们对华北米粮市场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觉得本书有三项特色：一、在同一个架构下，显示直隶（河北）地区在16901990这三百年间，天、地、人之间的互动史，这是具体史实铺述的面向。二、把国家、市场、环境这三个角色交杂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长时期分析。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资源的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