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中间失去人心。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
章。尽管他们要在领导人划出的界线内工作，但仍有机会巧妙地润色文件和讲话枣它们随后会出现在报刊、广播和电
视中。有这些人的支持，对邓小平有益无害。
恢复高考
不论对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早在复出之前就认为，好的学
校录取学生，不能根据「阶级出身好」和「思想觉悟高」（这是毛的标准），而应根据学习成绩，必须通过有竞争的入
学考试加以判定。1950 年代的孩子是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枣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
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 1949 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1970 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
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别人的孩子，再让别人推荐自
己的孩子。「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
得彻底腐败。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问题。他强烈感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
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中国领导层尽快着手改善国家的教育。邓小平尤其想恢复文革期间被终止的「大专院校统一入
学考试」。但是在 1977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在制定的大学秋季开学计划中录取学生仍然是
根据推荐。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几周之内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吗？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
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 1977 年举行高考。他在
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657＇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
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枣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
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1977 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从未在一年内开过两次会。8 月 13 日，邓小平作出决定没过一周，他们就
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他的政策变化作了进一步解释：
「过去我？？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
间。」＇658＇ 邓小平指示说，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要有 20％到 30％直接从高中录取，将来大部分学生都要直接来自高
中。是要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但不必让他们中断学业。他正式下令在 1977 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
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覆：政策已定，就在 1977 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659＇根据
会议内容准备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 10 月 5 日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10 月 12 日经国务院同意后，刊登在 10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如何报名参加考试的说明。＇660＇
共计约 578 万在过去十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枣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枣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
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 27。3 万。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 5。8％。＇661＇自中共统治中国
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对大学来说，即使最终在年底开了学，为迎接新生作准备仍然是一个负担。要把已在大学安营扎寨的「工宣队」
请出去，要抓紧修好年久失修的设备，已经多年无法从事专业研究的老师要编制课程、准备教材。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抱
怨说，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 年代的学生，用着 70 年代
的教材，听 60 年代的老师上课。」
邓小平在 1977 年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一
样，中国的高考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662＇尤其是在恢复各级教育的考试之后，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开始为自
己的独生子女（因为城市人口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学好数理化和外语而操心，希望他们能进入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
中小学也开始为学生参加考试作准备，使他们能够在教育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大学则开始帮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
好的教育。
落在后面的人枣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失落的年轻人中未能通过考试、或考分不够上重点学校而只能就读一般学
校的人枣对这种新制度未必高兴。但是，很多考试过关的人，以及重视教育素质的人枣父母、老师和用人单位枣
一直万分感激邓小平迅速恢复高考和坚决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
推动科学进步
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不久后便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663＇
不懈努力，很多知识分子并未获准回来从事有用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学家与批过他们的年轻造
反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冲突。科学家就像大学教师一样，生活条件仍很恶劣。
尽管有胡耀邦在 1975 年的
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邓小平认为这种局面太不像话。他宣布：「工宣队的问
题必须解决。他们和派去『支左』的军队都要撤出来，没有任何例外。」＇664＇
邓小平对科学家不断发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应。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
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
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
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作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由于国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销，1977 年时没有一个全面管理科学研究的部门。需要优先考虑恢复哪一些领域？
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对此，邓小平 1975 年曾让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起草有关科学发展的文件。但
他在 1977 年又指示说，要重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便协调科学发展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取代第六个五年
计划（1981 年1985 年）中有关科学的内容。1975 年按邓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进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
文件又被拿了出来，成为新规划的基础。
1975 年的规划可能是邓小平的起点，但是在赋闲期间，他对国家的梦想又有所提高。他认为，中国已经增加了
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使规划的制定者能够、也应该为科学发展确定比 1975 年更高的目标。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
他不断从杰出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中寻求建议，并且与全面负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国家
科委被指定负责抓工业、军事和其他部门的科学发展，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大学以及独立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
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665＇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枣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
社会的研究枣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 年 5 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 1975 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 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 2；000 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 1975 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
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666＇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
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学发展七年规划的初步方案包括 108 个项目，提交给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枣这个说法曾在 1975 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
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
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
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
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
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667＇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得玩点花样枣在与专家共同制订该领域具体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得打一场政治战。甚至在
领导挑选项目及计划工作时，他也必须继续挑战一些旧式毛派领导的认识。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
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
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
一场政治战。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
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
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在 1977 年重新开学后，很快就成了党内立意革新的学者和学员的一个中心。研究党的理论和党史的学
者从 1977 年 3 月开始工作，学校则是在 10 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一级学员共有 807 人，其中大约有 100 名学
员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选送的特别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干部。他们要在一个「高级班」学习半年。＇669＇
在头几批毕业后有望跃升要职的学员中，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高级班的 100 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
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 20 年出了什么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当然，这些学员的批评和设想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界限之内，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党校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也分享着他们的热情，急切地想为确定
新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方向作出贡献。＇670＇
这种探索新思想的愿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但是作
为第二副校长的胡耀邦要比他们更经常地到学校里来，对学员、教师和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更大的兴趣。他鼓励新思想，
教师学员对他的鼓励也反应热烈。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干部也偶尔放下日常工作，来这里
跟教师和学员一起探讨新思想。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 7 月 15 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
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在形式上要比党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几天就出一期的带
有序号的简报，不对外发行，只供内部传阅；但是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代表可以被党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
沿。
《理论动态》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出了第 60 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71＇该文已经酝
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枣他是中央
党校 1977 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枣数易其稿而完成。＇672＇ 杨西光在 1978 年初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他一向注重为
读者提供新思想，在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安全起见，文章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
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作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
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673＇
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
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一